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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民文學》2019年第8期|陳言:阻擊埃博拉

    來源:《人民文學》2019年第8期 | 陳言  2019年08月01日07:52

    引子 埃博拉河靜靜地流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電視屏幕上,習近平主席剛剛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新年賀詞。一位朋友從微信上發來一段視頻,我打開一看,驚呆了!

    這是一段俯瞰非洲的航拍視頻,飛機沿著大河低飛——從高空俯瞰,大河呈現赤褐色,波光粼粼,沿途岔出許多河道,夾在狹長的綠色島嶼之間。飛機的影子在墨綠色的森林上移動。驀然間,群山之后現出一方湖泊——從空中看去就像一塊巨大的藍寶石,一種濃烈的、難以置信的蔚藍,你只需凝望一會兒,就會情不自禁地閉上眼睛。飛機靠近,成千上萬只火烈鳥飛散開來,形成一個巨大的扇面,恍如初升的太陽放射出萬丈光芒。做了幾十年記者,踏上過每一塊大陸的土地,我卻從未見過如此壯觀的景象,不知道火烈鳥竟然如此氣勢如虹。我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動著,回復了這樣一行字:你又回非洲了?你就是一只永不停歇的火烈鳥啊!

    發來視頻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陳薇少將,埃博拉疫苗的研發者。三年前我因采訪西非埃博拉疫情與她相識,如今她已成為我最尊敬的良師與摯友。我的手機里至今保存著一張珍貴的照片,那是陳薇在剛果(金)拍攝的剛果河上游一個名叫埃博拉的地方。一九七六年以前,埃博拉僅僅是一條河流的名稱,一九七六年人類有記錄的第一次出血熱疫情爆發之后,埃博拉變成了非洲死神的代名詞。照片中,赤褐色的埃博拉河無聲地奔流,那里是這一切開始的地方。

    一九七六年,埃博拉病毒第一次在埃博拉河兩岸現形,這是一種介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間的物種。它古老——它的存在幾乎與地球生命的歷史一樣悠久;它簡單——甚至沒有DNA,只有一條單一遺傳密碼RNA;它神秘——至今不斷被追蹤,卻從未發現過中間宿主;它冷酷——毫不留情地滅絕生命,號稱“人命黑板擦”;它無處不在——在水里可以存活三天以上,甚至可以通過氣溶膠跨物種傳播;它毫無破綻——人類始終沒有有效藥物與之對抗;它占據了人類對病毒分類的最高等級——生物安全四級病毒(艾滋病為三級,SARS為三級)。它是死神手中滅絕靈長類生物的致命武器,它來無影去無蹤,沒有人能夠與它正面抗衡,直到二〇一四年那場交鋒。

    四年前的戰役歷歷在目。二〇一四年春天,一場突如其來的埃博拉疫情席卷西非三國,數萬條生命轉瞬即逝,數萬個家庭分崩離析。非洲,青山無言,大河嗚咽,人們在死神無情的凝視下哭泣與顫抖。

    “西方人大都離開了,我們當中有些富人躲了起來,但貧窮讓絕大多數人無處躲藏。”塞拉利昂總統科羅馬在向世界求援的公開信中寫道。在西方各國出現埃博拉輸入性病例而紛紛切斷西非航線時,中國成為第一個向塞拉利昂派駐整建制醫療隊的國家。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向海外成建制派出軍事衛生力量并建造診療中心,第一次輸出生物安全P4實驗室并自主運營,也是我國自主研發的埃博拉疫苗第一次走出國門。在我國綜合國力穩步提升的大背景下,中國醫療衛生隊伍首次走到世界舞臺的聚光燈下,成為全球抗擊埃博拉行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舉足輕重的力量。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習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亞發表了題為《永遠做可靠朋友和真誠伙伴》的重要演講。習主席用非洲諺語“河有源泉水才深”,描述了中非友好交往的歷史進程。他說:“對待非洲朋友,我們講一個‘真’字……開展對非合作,我們講一個‘實’字……加強中非友好,我們講一個‘親’字……解決合作中的問題,我們講一個‘誠’字。無論中國發展到哪一步,中國永遠都把非洲國家當作自己的患難之交。”

    在那次援非抗埃行動中,淋漓盡致地體現了“真”“實”“親”“誠”四個大字。在疫情最為嚴重的時刻,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出向西非疫區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整建制醫療隊,援助西非抗擊埃博拉疫情的命令。短短兩小時內,醫療隊與檢測隊集結完畢;短短兩天內,幾百噸藥品與物資籌備到位;短短三天之后,第一批五十多名中國軍人、醫生、科學家組成的援非抗埃“國家隊”飛抵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打響了艱苦卓絕的抗埃戰役第一槍。二〇一五年,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某研究所所長陳薇主持研發的國產埃博拉病毒疫苗宣告成功,首次走出國門,在西非疫區進行臨床接種。以陳薇將軍等人為代表的援非抗埃“中國隊”,充分展示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贏得了全世界的廣泛贊譽。

    曾經見證了中國三批援塞醫療隊在半年多時間內援助塞拉利昂抗擊埃博拉疫情所付出的艱辛與努力的中塞友好醫院院長卡努表示:“我沒有理由不稱贊中國的能力和責任心,優秀醫生良好的品質,比如敬業、勤勉、守時、有涵養、仁慈、關愛,都可以在每一名隊員身上體現出來。是中國醫生們無私的行為,挽救了許多危重患者的生命。塞拉利昂的醫務人員從中國隊員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受益匪淺,將成為永久的財富。”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給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致函中說:“中國對非洲各國領導人及世界衛生組織的緊急呼吁做出了迅速的反應,中方所提供的資金、人才和實物資助直接解決了最核心的需求,特別是中國醫務人員在現場為緩解當地居民的苦難做出了巨大貢獻,感謝中國政府在全球和地區層面為加強國際合作所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貢獻。”

    塞拉利昂總統科羅馬在二〇一五年新年寄語中說:“感謝中國醫療隊和到場的每一個中國人,感謝你們在控制埃博拉疫情中做出的巨大貢獻,塞拉利昂人民是你們永遠的朋友。”

    西非抗埃,“中國隊”萬里馳援,救死扶傷,傳遞的是中華民族的無疆大愛和人道主義精神。

    就在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西非埃博拉疫情結束的那天,幾百名從中塞友好醫院出院的埃博拉康復者自發地從四面八方趕來,他們用無數雙手將陳薇高高托起,拋向空中,他們用非洲的最高禮遇向中國恩人致謝與道別。

    這就是大國的責任與擔當。

    中國已經站在這樣的經緯線上——言大國,除了國土、人口、實力,更重要的是在世界與人類面前呈現出的使命與擔當、真誠與智慧。在此過程中,國家領袖無疑是決策者、領導者,是大國風范與國家精神的締造者;援非抗埃的中國隊員們,是當代的國際主義戰士,是中國國家形象的代表,更是中國風骨的行動者與實踐者;陳薇和參與到這場戰役中的每一個中國人,無一不令人尊敬。他們的表現給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完美、生動、具體的詮釋。

    “我們將積極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繼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建設一個更加繁榮美好的世界而不懈努力。新年的鐘聲即將敲響,讓我們滿懷信心和期待,一同迎接2019年的到來。祝福中國!祝福世界!”

    習近平主席的聲音,語調平靜,深藏力量,讓人們的心中陡然升起對春天的渴望,對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遐想,像夜空里突然綻放的禮花,五彩繽紛,冉冉飛揚。

    我再一次點開視頻,那一隊隊火烈鳥,充滿豪氣,翅膀不停扇動著溫熱的風,令人感到大自然和生命的力量無可阻擋,令人激情洋溢。我的心也熱烈起來,此時此刻我是如此渴望追隨著陳薇將軍的腳步,重回非洲——在那片歷經戰亂與瘟疫的土地上,同那些來自中國的解放軍戰士、醫生、志愿者們,一起勇往直前。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 北京

    第一章 西非危機

    西點陰云

    時間:二〇一四年七月

    坐標:利比里亞 蒙羅維亞

    盡管早有心理準備,胃里還是一陣翻江倒海。防護面罩之下的三層口罩此刻早已被汗水浸透,緊緊貼在口鼻上,讓人感到呼吸越來越困難。

    一個看上去只有四五歲的黑人男孩被身著白色防護服的埋葬隊員抱了出來。男孩的眼睛沒有完全閉上,剩下兩個灰白的空洞,口鼻處有血,一根細木棍似的手臂耷拉下來。不知他是否還有呼吸,不知他將被送往醫院還是墓地。

    “讓開!”埋葬隊員用英語向周遭聚攏上來拍照的記者和一群尾隨的小孩喊道。

    戴著防護面罩的記者們一邊匆忙后退一邊一次次按下快門。很快,另一個全副武裝的“太空人”走了過來,打開巨大的黃色塑膠袋,鋪平,雙手接過那個男孩的腿,兩人一起將他放進了塑膠袋里。唰的一下,合上了拉鏈。

    在那個碩大的鮮黃色的裹尸袋被搬上救護車前,又是一陣劈劈啪啪的閃光燈。

    救護車呼嘯而去,掀起一陣嗆人的黑煙。來自美聯社的記者低頭檢查手中的相機,在過去的幾分鐘里,他大約拍下了上百幅照片,其中一定有一幅能夠登上頭條——兩個如同太空人一般全副武裝的埋葬隊員在一片裸露的紅土地上,將一個口鼻流血的黑人小孩裝進一個碩大的黃色口袋,虛化的背景是蒙羅維亞的貧民窟和隔著十米左右圍觀的人群。他們當中沒人戴口罩,面無表情。

    埃博拉最初只是出現在本地新聞的零星報道中,利比里亞北部雨林里的幾個村子出現了出血熱疫情。這在非洲算不上什么大新聞,相比那些不知名的傳染病,瘧疾才是當地人最擔心的問題。但這一次誰也沒想到,埃博拉竟然在短短數周之內就傳到了首都蒙羅維亞,發病和死亡人數不斷增加,緊張的氣氛開始在城中蔓延。

    按照最新的規定,男孩的尸體將被送往臨時挖好的墓地。

    非洲的青山下,茂盛的植被被臨時清除,裸露出紅色的土壤。一片地勢淺平的曠地上,橫平豎直地排列著近百個長兩米寬一米的深坑,坑底鋪著生石灰和其他一些消毒粉末。這里就是男孩最后的歸宿。埋葬隊和志愿者將一個個黃色、黑色的裹尸袋放入深坑,噴灑消毒液,填埋紅土。沒有墓碑,沒有墓志銘。他們的名字被登記在一本厚厚的名冊上,每個人占一行,上面還有年齡、性別、住址等信息,有些被填滿,有些是空白。大多字跡潦草,很難辨認。這是他們留在這個世界上最后的痕跡。

    救護車掀起的煙塵落定,圍觀的人群也隨之散去,婦女們依舊頭頂著鍋具、被褥、從集市上采購的食物,孩子們踢球,嬉戲聲依舊。他們之中極少有人戴口罩。在這里,不用看膚色,從口罩上就能輕易分辨人們的身份——那些全副武裝的通常是國際救援醫療隊,設備專業而齊全;那些戴著層層防護面罩的,有臨時趕來的記者、志愿者,還有一些來不及撤離的外籍人士。

    丹尼爾·詹姆斯是國際紅十字會的志愿者。他是本地人,很小的時候就加入了國際紅十字會,幫助來自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換取一份在當地算得上優厚的收入。過去十幾年,他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直到這一次瘟疫的來臨。

    在一個叫作西點的貧民區,丹尼爾和他的同伴處理了第一具尸體。當把尸體翻過來擦洗的時候,“他”吸了口氣——像是窒息許久的人突然嗅到了空氣。丹尼爾差點兒轉身逃跑。就算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人員也沒想到尸體會有這種反應,而且“他”在三天之前就已經死了。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丹尼爾被叫到上司的辦公室,他是國際紅十字會利比里亞疾病控制項目行動的副秘書長。這位合作多年的上司對丹尼爾說:“老兄,我想派你去西點做尸體安置的工作。你去嗎?”丹尼爾想了大約五分鐘。

    “我在那里出生,那里現在還住著我的親友們,我不能不管他們。”丹尼爾說。

    就這樣,他成了西點埋葬隊隊長。

    丹尼爾帶著他的幾名同伴到達西點時,那兒就像是戰爭過后的廢墟。

    西點是這座海濱都城最大的貧民窟,廣闊,連綿數里,六到十萬人擠在搖搖欲墜的窩棚里,上周這里被政府劃為埃博拉隔離區。由于嚴重缺乏治療中心,不知有多少埃博拉患者在鐵皮棚屋的角落里慢慢死去,散發出數以兆億的病毒分子,感染家人、鄰居。政府什么都做不了,除了派人來收尸。

    丹尼爾的埋葬隊通常一天埋葬六具遺體,每人每天能領取六美元的報酬,這對這個全球最貧窮國家的居民而言,無疑是一筆可觀的收入。突然之間,埋葬隊成了全城最炙手可熱的職業,許多人找到丹尼爾希望能加入他的隊伍。他總是客氣而友好地擺擺手。這事太危險了!比從前任何一次瘟疫都危險。紅十字會的人告訴他,他們必須戴著防護頭罩工作,否則會有九成幾率被傳染。他希望他的隊員們至少都受過一點兒訓練,在這里沒什么比“守規矩”更重要了。

    最大的規矩就是那條被簡稱為ABC的條例:不要有身體接觸(Avoid Body Contact)。

    這也是最難的部分。剛開始時他們不僅要搬運尸體,還被要求從尸體上采集血樣,對此丹尼爾已經很專業了。他們穿著紅十字會提供的個人防護裝備,每次到達現場時,都要先噴灑一遍氯水,就像從前在農田里給果樹打農藥那樣。給尸體采血時,他像個受過專業訓練的科研人員,即便戴著厚重的手套也能做到動作干凈利落,保證自己的皮膚不碰到那些死者的體液的同時,還能按照要求正確地采到血樣。

    像丹尼爾這樣正規的埋葬隊全城共有六支,每天穿過那些在內戰期間變得坑坑洼洼的公路,在這個擁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城市里往返奔波。

    歷史上所有爆發的埃博拉疫情,加在一起都不如西非這次嚴重。這是它首次在一個主要城市里失控蔓延——利比里亞總人口為四百五十萬,首都蒙羅維亞占了其中三分之一。雖然埃博拉在北方的熱帶森林里出現了三個月后才擴散到蒙羅維亞,但在短短幾周內,這座城市就已經成為歷史上最大的埃博拉災區。每天都有上百人死去,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數已經過千了,可國際衛生組織認為真實的數字遠遠不止。

    疫情的爆發讓利比里亞政府束手無策,總統埃倫·約翰遜·瑟利夫隔離貧民區的做法更是點燃了一場危機,反對派聞風而動,蒙羅維亞籠罩在內戰結束后未曾有過的陰云之下。

    邊境危機

    時間:二〇一四年七月

    坐標:西非三國交界

    沒有人知道,為什么埃博拉疫情在蒙羅維亞會以如此驚人的速度蔓延。很快,擴散到了塞拉利昂和幾內亞——本次疫情最重的另外兩個西非國家。

    凱內馬,塞拉利昂東部重鎮。與利比里亞、幾內亞兩國接壤,連綿的青山沿著邊界線蜿蜒而過,邊境貿易給這座雨林腳下的城市注入了活力。長久以來,人們習慣于跨越邊境謀生。

    二〇一四年三月中旬,居住在利比里亞的德瓦接上住在幾內亞境內的姐姐芭塔,將生病的她帶到了利比里亞的一家醫院。三月二十日,芭塔死在了這家醫院。在人們最終意識到芭塔的死因就是埃博拉病毒時,這種幽靈早已乘坐摩托車,沿著塵土飛揚的山路,悄無聲息地潛入了塞拉利昂。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一個發著高燒的年輕孕婦被送入凱內馬政府醫院,她剛剛流產。

    后來的調查證實,這個在所有資料中被稱為“女患者”的孕婦成為塞拉利昂有醫療記錄的第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溯源調查發現,病發前,她在邊境線附近的一個小村子里出席了一個醫師的葬禮,與她一起參加葬禮的人中先后有十三人感染了埃博拉。

    一位名叫方妮的護士接收了她,方妮是凱內馬政府醫院的首席護士,她受過專業教育,多年的職業經歷讓她成長為極富經驗的專業人士。這個城市是有名的拉沙熱高發地區,而方妮在護理出血熱患者方面的經驗幾乎無人能及。但這一次,她失誤了,徹底失敗了。

    方妮見到這個剛剛失去腹中胎兒的年輕女人時,發現她高熱不退,腹瀉嘔吐,咳嗽胸痛,這些都是拉沙熱的典型癥狀;特別是出血的產道——拉沙熱在妊娠期尤為嚴重,絕大多數孕婦感染后都逃脫不了流產的厄運。“又是該死的拉沙熱!”方妮絲毫沒有想過是不是還有別的可能,比如說正在鄰國肆虐的埃博拉疫情。這也許是她的錯,但其實并非她的錯。這里的傳染病太多了,如果不是造成了瘋狂的后果,一般不會引起人們的重視。相比此刻還不為人知的埃博拉,方妮和她的同事們更在意的是拉沙熱、瘧疾等常見病,畢竟就在幾年前,這里爆發的一次霍亂就奪去了三百多條生命。

    如同對待以往的成千上萬個拉沙熱病人一樣,方妮按照拉沙熱病人的常規程序接收了她,配合醫生的治療方案,將自己的護士團隊帶到病人面前,在沒有采取絲毫隔離措施的情況下對她進行專業的照顧。然而這一次,方妮沒有等來病人康復時回報給她的歡樂笑容——入院三天后,年輕的媽媽死在了病床上。過了三天,方妮也出現了與之相同的癥狀,隨后在自己工作了幾十年的地方,永遠離開了親人和同事。

    真正令人惋惜的是,直到此刻,塞拉利昂數一數二的護士的去世都未能引起人們足夠的警惕。方妮生前工作敬業,人緣很好,為了紀念這位幫助過無數人的護士,醫院和家人為她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你可能已經通過多種渠道了解到非洲傳統葬禮的習俗——人們在與方妮告別時,在她的尸體上不停撫摸、擁抱、深情地親吻,借此表達對死去的人最后的留戀。

    幾天之后,整個護士隊被團滅,接下來是整個醫院——一大半的人死去,一大半的人逃亡。其中包括埃博拉首席專家舍克·汗,在從埃博拉手里搶救下一百多個人的性命之后,他也不幸感染身亡。消息傳出,整個塞拉利昂東部陷入了恐慌,人們驚恐地發現,一種比過去所有病毒都更恐怖的終極殺器出現了。

    死亡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絕望之下的慌不擇路。

    七月底的一天,凱內馬城富人區里一所漂亮房子的女主人開始發燒。在排除了傷風感冒等其他可能導致發燒的因素后,一個令人恐懼的意識再也壓抑不住地沿著她的血管與神經蔓延,最終牢牢攫住了她不停發抖的身體。

    “是埃博拉!”

    “我要死了!”

    “怎么辦?誰能救救我?”

    “對!去弗里敦!去全國最好的醫院!”

    她很有錢,有車有司機,這讓她能在幾乎沒有像樣公路的塞國從東到西橫跨兩三百公里,穿越整個國家;她很年輕,良好的免疫系統讓她在最初的幾天里能夠跟埃博拉病毒對抗上一陣;富人的優勢為她爭取了時間,也為死神預留了空間。

    片刻也沒有耽誤,路上沒有遇到一絲阻礙,年輕的富家女就這樣闖入了弗里敦,闖進了代表塞拉利昂最高醫療水平的塞中友好醫院,闖進了中國醫生的門診接待處。

    人間煉獄

    時間:二〇一四年七月

    坐標:塞拉利昂 弗里敦

    那是二〇一四年七月的最后一天,塞拉利昂正值雨季。

    雖然位于赤道地區,但大西洋季風帶來的充沛降雨,使塞國的夏天氣溫常常保持在二十攝氏度左右,涼爽宜人,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時節。首都弗里敦,浸潤在大西洋溫暖的海灣之間,終年綠樹成蔭,鮮花盛開。這里有條件不錯的酒店,有全世界最長的原生態海灘,有熱情好客的非洲土著,還有獅子、花豹等野生動物,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的探險家和旅行達人。

    不論你來自何方,到這里的人,都要去觀賞市中心一棵巨大的木棉樹。它矗立在市中心的交叉路口,三十多米高,十幾抱粗,雖逾五百歲高齡,依然蒼勁挺拔、枝葉繁茂。人們在木棉樹下起舞,在窄小的街巷里游蕩,在路邊的酒吧里喝著當地的啤酒,呼吸著自由之城的空氣。他們抬眼望向海洋,潮水低嘯,撲撞著礁石,海鳥張開兩翼,在藍綠色的水面上盤旋。

    一切如此美好。沒有人談論鄰國的埃博拉疫情,仿佛那是另一個時空里的故事,與他們隔著一部電影的距離。

    此刻,在距離這棵木棉樹不遠的地方,一棟歐式建筑小樓里響起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工作人員向正在官邸宴請塞拉利昂外交部長的中國駐塞大使趙彥博俯身低語了幾句,趙大使眼神里掠過一絲緊張。多年的外事經驗讓這位成熟的外交官很快鎮定下來,他起身向客人鞠躬致歉,隨即向身旁的妻子輕聲交代:“使館來電,我去處理一下,你照應好客人。”

    出了宴會廳,趙大使搶了幾步,一路小跑趕到電話旁抓起話筒:“說,到底什么情況?”

    一陣令人窒息的安靜。

    “什么?埃博拉!能確定嗎?多少人與患者接觸?”

    “一共十七個。我們的人有七個。第一個接觸的是剛來不久的新人,一個山東的護士,沒經驗……”

    “你馬上通知醫院,所有接觸過患者的人全部隔離!立即隔離!”

    趙大使打斷對方的話,第一時間下了命令。

    情況萬分緊急,但他的處置異常果決,處亂不驚。盡管到塞國走馬上任不過幾個月時間,各項工作還未完全展開,但多年在非洲工作的經驗讓他能夠第一時間意識到事態的嚴重,并迅速找到正確且高效的解決方案。

    “出什么事了,大使先生?”塞國外交部長看見回到宴會廳的趙大使臉上繃緊的神色,不安地問道。

    “埃博拉來這里了。中塞醫院剛剛接診了一位埃博拉患者,我已下令隔離醫院,隔離所有接觸過的人。”

    “啊!我立即回去向總統先生報告。”塞國外交部長說著,轉身出了使館。

    “別擔心,一切都在控制之中。”趙大使用力握了一下夫人的手。她的手有些發涼,手心里冒出細細的汗珠。

    早在上任之初,趙大使就注意到了鄰國幾內亞的疫情。中幾友好醫院深陷埃博拉疫區,在幾內亞政府向全國宣布埃博拉疫情的數天之前,幾個發燒病人闖入了這家醫院,中國的醫生完成診治后不敢掉以輕心,立即按照應對埃博拉的方案采取了全面隔離并自我隔離的防疫措施。正是他們的果斷處置與快速反應才避免了一場更大的危機,他們保全了這座中國援建的、當地最好的醫院。

    用幾內亞衛生部長的話說:“他們救了我們半個國家。”

    誰也無法想象,這個擁有三百張病床、幾百名醫護人員、日常接待上千名患者的醫院,如果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與埃博拉病毒正面接觸并傳染,這些人再回到當地的村莊、別的城市甚至別的國家,其結果會是怎樣。埃博拉病毒的傳播是以人類無法想象的速度進行的,幾分鐘、幾個小時甚至一天,就可能決定一個村莊、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國家的命運。兩天時間的提前量,足以拯救半個國家,這句話一點兒也不夸張。

    但鄰國的疫情并沒有讓塞拉利昂人感到危險。五月份,趙大使與塞國衛生部長初次會面時,就提醒過她要注意加強對幾內亞疫情的邊境管控,那位女部長友好地回應說:他們十分感謝中國友人的善意。但事實上,即便當埃博拉已經潛入國境蔓延到了塞國東部省份時,都沒能引起這個國家政府高層的足夠重視。“我們的人民還處于饑餓之中,解決他們明天的吃飯問題才是我們的頭等大事。”這是與非洲政府官員打交道時趙大使最常聽到的一句話。

    直到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埃博拉第一次出現在首都弗里敦中塞友好醫院,離他們的總統府僅有一小時車程的地方,事態才開始急轉直下。

    一夜之間,埃博拉仿佛穿越時空降臨到這個世界。一夜之間,除了中塞友好醫院報告的一個確診病例,整個城市又冒出幾十名疑似患者,其中包括總統衛隊中的一名成員。當天晚上,總統科羅馬通過電視屏幕向全國宣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要求所有民眾“采取更積極的手段應對埃博拉疫情”。同時取消了原本打算飛往華盛頓出席美非首腦會議的行程,改為飛往鄰國幾內亞,與埃博拉病毒原發地總統孔塞會面,商討阻止病毒進一步擴散并爭取國際援助的措施。

    科羅馬總統在告全國人民書中特別強調,他將派遣軍隊支援各地醫療和衛生部門展開工作,對所有發現埃博拉疫情的醫院、村落和家庭都將采取隔離措施,軍隊將入戶搜查以發現疑似病患。同時還宣布禁止所有公開集會,政府官員被要求取消所有海外行程,而且這些措施的最初實施時間為六十至九十天。如此緊張且嚴峻的局面,是塞拉利昂自內戰結束后就不曾有過的。對此,塞國政府也祭出了有史以來最為嚴厲的“國家行動”。然而“非洲死神”的名頭并非唬人的把戲,這種致命病毒很快摧毀了塞國的醫療系統,整個國家陷入巨大的危機之中。疫情的發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

    在中國醫療隊到來之前,這里已經是人間煉獄。

    這里的衛生工作者成了全球最高危人群。又一名塞拉利昂醫生因感染埃博拉去世,成為第五個死于埃博拉的塞國醫生,這個國家一共才擁有不到一百名注冊醫生,其中能治療出血熱等傳染病的更是屈指可數。病毒的威脅也許還可以通過防護面罩抵御,而民眾的恐慌才是真正的危機所在。一個個村莊被團滅,死亡人數遠高于官方公布的數字,無知的民眾開始相信埃博拉痊愈者的血清中有對抗病毒的抗體,越來越多的痊愈者被殺害,他們的血液在黑市上被瘋狂交易。更有駭人聽聞者,一個來自于國際援助組織的抗埃宣講團被當地村民綁架后殺害,他們的血噴濺在塞拉利昂紅色的土地上,其中三人是記者。

    這是趙大使此生經歷過的最恐怖的一段時期。短短數周,度日如年。從七月三十一日發出第一封“急電”起,先后共有三百封電報發往北京,報告疫情,提出建議。這些電報通過外交部進入中南海,為中央決策部署將埃博拉阻擊在我國境外和援助非洲共同抗擊疫情起到了關鍵作用。

    盡管身處大使館,趙大使的整顆心幾乎完全系在相隔二十八公里之外的中塞友好醫院。那一晚,他徹夜未眠,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心驚肉跳”。他很清楚,這個平日里安靜得能聽到海風的中國駐塞拉利昂大使館已經成為一場公共衛生戰役的前線指揮部,此刻自己這個才上任短短幾個月的大使已經成為前線指揮部的臨時指揮官,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指令,都有可能決定這場戰役的成敗。

    他起身給自己泡了杯茶。非洲的咖啡很不錯,但他還是習慣喝中國茶。可惜這里的水不行,自來水是不能喝的,只能買瓶裝水,水質跟國內的沒法比。滾水沖入茶杯,青翠的茶葉上下浮蕩,初步的作戰計劃已經在他腦子里成形。

    第一,隔離醫院。盡管被隔離的七名中國同胞和另外十名塞國醫生將承受他們不得不承受的風險與重壓,但確保醫院不繼續淪陷,不成為埃博拉進一步交叉感染和擴散的源頭,是決定埃博拉阻擊戰成敗的關鍵。事實證明,他的果斷抉擇為日后援非大部隊的進駐保留了最重要的一塊根據地。

    第二,堅決將病毒阻擊在國門之外。這一點談何容易?緊急狀態下,非洲國家發生動亂的幾率大大提高,也許天一亮使館就會擁進一批渴望幫助的同胞或者難民。不算普通游客,中國在塞拉利昂的常住人口就有四五千人,十幾家中國企業,大到近千人規模的央企,小到幾個老鄉開的中餐館,這些同胞中萬一有人感染埃博拉怎么辦?萬一不小心把病毒帶入國境怎么辦?趙大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使命:在盡最大努力幫助同胞解決一切問題的同時,堅決將埃博拉阻擊在國門之外。

    第三,搜集一切與疫情相關的信息,以最高的效率向北京匯報,為中央做出決策提供最準確的信息與最正確的建議。

    ……

    工作要點在他腦子里一條條梳理了一遍又一遍,天光即將亮起時,他才想起熟睡中的妻子,想起幾個月前他與妻子一同來赴任的那天。

    那是二〇一四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他與妻子拖著幾個大號行李箱直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他們先要登上一架法航航班,飛十個小時到達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在那里等八個多小時轉機,再次乘上另一架法航航班飛往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整個航程約兩萬公里,等回北京,就剛好繞地球一周。一路上,幾個大行李箱被搬來搬去,讓趙大使這個土生土長的西北漢子出了好幾身大汗,心里甚至有點兒埋怨妻子——光是茶葉就塞了半個箱子。

    二十多個小時的顛簸,飛機終于降落在弗里敦機場。天已完全暗了下來。盡管來之前已經做足了準備,他還是被眼前的破敗擊中了心理防線。

    弗里敦機場建在海邊,與市區隔海相望,從機場到市區需要坐快艇擺渡,來接他們的車只能停在對岸碼頭。在黑人朋友的幫助下,他們和幾口大箱子先是被塞進了一輛破舊的中巴車,開到碼頭換乘快艇。上船之前每人被討要了四十五美元船票錢。當時一美元能兌換五千利昂(塞拉利昂貨幣),一元人民幣也能兌換七百多利昂,要知道這里可是全球最貧困的國家之一,用當地人幾個月工資坐一次擺渡船,這讓有著多年非洲工作經驗的趙大使都感到震驚。強忍著暈船帶來的惡心和頭疼,二十分鐘后,離開碼頭坐上使館的車,又在坑坑洼洼的馬路上顛簸了四十分鐘,終于抵達中國駐塞拉利昂大使館——這片異國他鄉屬于自己的土地!

    關上門那一刻,一路上不敢吱一聲的妻子再也忍不住,哭出聲來。

    這個西北漢子輕輕嘆了口氣。他輕手輕腳地走到床邊,給妻子掖了掖被角。沒工夫安排好所有事了,明天起,等待他們的將會是什么樣的命運?

    接下來的一個月,趙大使和他領航下的中國使館,成為這場埃博拉風暴中的定海神針。

    自七月三十一日塞拉利昂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之后,這里通往國外的民航線路幾乎全部斷航。許多來不及撤離的外國游客滯留機場,機場也成為重點防控對象,出現發熱等癥狀的人隨時有可能被全副武裝的軍警帶走進行隔離。許多同胞直接找到了大使館,希望趙大使能幫他們協調一張回國的機票。他特別理解他們,每個人的身后都是萬里之外的親人們焦急的盼望和等待。但是……

    趙大使調動了一切可能調動的資源,甚至通過自己的私人關系委托外國航空公司看看能不能協調一架包機。他四處托人,只求能夠把健康的同胞送出此刻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哪怕多一個也好。

    “你知道最后是怎么解決的嗎?”時隔多年,每次只要想起當時的情景,趙大使依舊會熱淚盈眶,“感謝我們偉大的祖國!在我們幾乎身陷絕境的時候,祖國沒有忘記我們,更不曾拋棄我們!”在國內有關部門的努力下,一百五十多名同胞通過特殊通道輾轉萬里,最終降落到中國的土地上。他們經過二十一天的常規隔離,確保安全之后,終于同苦苦守候的父母妻兒團聚。

    非洲有句俗話:“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好運氣。”二十一天后,又一個好消息傳來。隔離了三個星期的十七名中塞友好醫院的醫護人員無一感染,可以回家了!

    八月二十一日,趙大使帶著使館工作人員,特地上街買了鮮花和許多營養品,塞滿了整輛車,這些東西在那時的弗里敦真不好找。一行人驅車趕到中塞友好醫院,持槍軍警背后的那道鐵門緩緩打開,十七名穿戴整齊的醫護人員逐一走了出來。趙大使和他們一一握手、擁抱,獻上鮮花和禮物。二十一天前,他把他們送進去的情景歷歷在目,恍惚間卻又好像如此不真實——那個闖入醫院的埃博拉患者當天晚上就死在病床上,所有接觸過她的人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懼與不安之中。第二天一大早,一隊全副武裝的軍警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突然闖進醫院,醫院頓時一片混亂。“所有人必須留在這里,一個都不許離開!”軍警封鎖了所有出入口,將十七名醫護人員送入隔離病房,那些曾經救治過無數病人的地方變成了他們的牢籠。按照全球通行的埃博拉防控法則,凡是與病毒感染者有過接觸的人,需要經過三周的隔離觀察,直到檢測結果未見異常時才可解除隔離。

    十七人,一人一個單間,房門緊閉。趙大使只能隔著醫院大樓的大鐵門遠遠對他們喊話。來之前準備的一大堆鼓勵的話那時全都煙消云散,他只能一遍遍地大聲重復使館電話,一遍遍告訴他們隨時可以和使館聯系。七名中國醫療隊員,包括那個剛來就“惹禍”的二十二歲女護士,當時沒一個人抱怨或哭泣——沒想到現在正式見面的這一刻,彼此卻都哭成了淚人。

    二〇一四年八月底,趙大使將這七名中國醫療隊員送上了回國的航班。他們順利完成了援非任務,嚴格履行了醫療隊員的職責。在生死的邊緣,他們每一個人都展現出一名醫務工作者的專業素養和敬業精神,現在是他們回國與親人團聚的時刻了。而趙大使將繼續堅守陣地,這場戰爭才剛剛打響。這里是他的戰場,接下來他的任務很明確——做好一切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援塞醫療隊!

    面對疫情失控的局面,大部分國家紛紛采取了一系列嚴格的防控措施,嚴防病毒流入本國。還有不少國家要求本國各類人員迅速撤離疫區,同時也嚴禁本國民眾進入西非疫區國家,進而阻絕病毒的侵入,拒埃博拉于國門之外。

    而中國援非的態度是持續的、堅決的、無可置疑的。在西非埃博拉疫情爆發后,中國在第一時間先后向疫區國家提供了十五批次、價值一百多億元的衛生物資和兩千六百余萬元的其他保障性物資。

    在疫情最為嚴重的時刻,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充分發揮軍隊在技術、人才和組織上的優勢,立刻組建防控隊伍奔赴西非疫區,援助一直與我們保持著深厚情誼的非洲,肩負起負責任大國的重任。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中央軍委批準,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援塞醫療隊奔赴塞拉利昂執行埃博拉疫情防治任務。

    第二章 病毒

    《血疫》之外

    一九八〇年,東非,恩貢山。

    一九八〇年一月,即便在赤道橫貫東西的非洲國家肯尼亞,那也是個寒冷得有些反常的冬天。一個名叫夏爾·莫內的法國人的死訊給這個平靜的東非小國投下了一顆炸彈。

    夏爾·莫內五十多歲,中等身材,有一頭棕褐色的直發,獨自居住在恩貢山腳下的一座小木屋里。他沒有什么朋友,過往成謎,當地人只知道他為附近的一家種植園工作,負責維護用來抽水灌溉的水泵。

    莫內離群索居,不喜歡人群,卻常常獨自走進神秘的恩貢山。據說元旦那天,他去過恩貢山里一個長滿蝙蝠的洞穴。但沒有人知道那天在那里究竟發生了什么。

    恩貢山,這座孤零零的巨大死火山緊鄰東非大裂谷,海拔四千多米,山勢陡峭,森林繁密,多溪流瀑布,最博學的生物學家也說不清這里究竟還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物種。非洲雨林是個被現代世界文明遺忘的角落,時間在這里也放慢了腳步。

    也許正是這片神秘的土地吸引了這個法國人不遠萬里來到這里。人們后來知道,一九七九年夏天,夏爾·莫內來到肯尼亞,當時導致艾滋病的病毒HIV最終從非洲中部的雨林向外暴發,開始了清除人類的漫長計劃。艾滋病這道陰影已經落在了人類頭上,但此時人們還不知道它的存在。它沿著恩貢山腳下的恩佐亞河,沿著人類棲居的一個個村莊部落悄悄蔓延,直到遍布全球。HIV是一種生物安全三級的微生物,高度致命,但傳染性不強,無法通過空氣傳播。醫務人員不需要穿生化防護服去處理感染HIV的血樣。

    而莫內感染的病毒,后來被定為生物安全四級——人類對病毒危險性劃分的最高等級。

    見過莫內的醫生永遠也不可能忘記他們眼前的景象,只要見過的人此生都將活在那個恐怖場景的陰影之下。以至于幾十年后再提起,他們依然會倒退幾步,猛眨眼睛,就像見到了變色的太陽。

    通常來說,接觸這種病毒后的第七天,患者會開始頭疼。在探訪了恩貢山里的一個神秘洞穴之后的第八天,也就是一九八〇年一月八日,莫內感到眼珠后陣陣隱痛。他決定請假休息一天。頭疼越來越厲害,太陽穴突突直跳,阿司匹林也不管用,緊接著他的背開始劇痛。頭疼后第三天,他開始高燒、惡心、嘔吐。嘔吐越來越嚴重,最后變成干嘔。這時候他整個人變得冷漠遲鈍,面部神經逐漸失去對肌肉的控制,變成一張毫無表情的面具。眼珠仿佛凝固在眼窩里,變成了鮮紅色。身體的皮膚開始發黃,有顯眼的紅斑。鎮上一家小醫院的醫生檢查了他的病情,估計是某種細菌感染,給他注射了抗生素,但無濟于事。

    醫生建議他應該去內羅畢醫院,那是整個東非最好的醫院。那時候莫內還能走路。他買了票,登上了飛往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航班。

    得益于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來自熱帶雨林的危險病毒可以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乘飛機抵達地球上任何一個城市。航空線路鏈接了全世界所有重要的節點城市,并構成網絡。病毒進入網絡之后,一日之內就能飛抵紐約、倫敦、巴黎、東京、上海、北京。莫內帶著他體內的那種生物進入了這個網絡。

    他搭乘的是一種小型飛機,額定乘員只有三十五人。不過非洲航班通常都是滿員,這架航班也不例外。航班飛過雄偉的恩貢山,飛過蘊藏著無數秘密的雨林,飛過“地球的傷痕”東非大裂谷,飛過茅草屋頂的村莊、鐵皮屋頂的城鎮。

    莫內開始暈機。他用嘔吐袋捂著嘴,劇烈的咳嗽從肺部深處傳來,嘔吐物很快充滿了紙袋。邊上的人發現他整個臉都變成了青紫色,面部肌肉下垂,結締組織消融,臉皮仿佛脫離了顱骨一般耷拉下來。他不停地嘔吐,雖然胃里早已什么都不剩。他開始吐黑紅混雜的濃稠液體,血腥味頓時充滿了整個密閉的機艙。

    這個袋子里裝的東西后來有個專門的學名用以命名,它滿載病毒,感染性極強,高度致命。

    嘔吐袋裝滿了,莫內合上紙袋,折起袋沿,口袋鼓脹,泡得發軟,隨時都有可能撐破。他把口袋遞給了乘務員。

    危險病毒在宿主體內增殖時,病毒會滲透進身體的每一個部分。生物學家日后解釋說,這個過程叫作“極度擴增”。極度擴增到最高峰,一滴患者血液中就有數以億計的病毒。換句話說,病毒占領了宿主的軀體并正在將宿主的軀體轉化成它自身。然而轉化的過程不完全成功,結果制造出混有病毒的大量血肉,這大概能看成一場“生物事故”。此時在莫內體內發生的就是這樣一場事故。

    莫內越來越像一具僵尸了。他的血液正在身體各處凝結:肝、腎、肺、腸胃、四肢、大腦,全部塞滿了凝結的血塊。他甚至不能感知到疼痛了,大腦內組織和細胞正在液化,意識等高級功能首先被磨滅,只剩下腦干深處的區域還在工作。

    飛機在肯塔雅國際機場降落時,莫內動了動。他居然還能走路。

    他站起身,鮮血滴落;他走下舷梯,衣服上沾滿血跡;他沒有行李,他的行李全部在他體內,是極度擴增后的無數病毒。他已經變成一顆行走的人體病毒炸彈。

    沒有人知道他怎么搭乘出租車來到醫院的。據醫院里的幸存者回憶,莫內的最后階段是在候診室里度過的,他看起來一直很平靜,直到最后爆炸的一刻——

    隨著一聲痙攣般的呻吟,莫內口中噴涌出巨量血液,潑灑在地上。他瞬間失去知覺,向前撲倒在地。房間里只聽得見他喉嚨里的哽咽聲,他陷入昏迷,但還在繼續嘔出血液和黑色物質。這時響起一陣肉體撕裂的聲音,那是大腸完全打開,血液從肛門向外噴射。血液里混著腸壁組織。他在排泄自己的內臟。

    人體病毒炸彈終于引爆。

    以上是美國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頓的暢銷書《血疫》中的情節,作家用生動的筆觸還原了人體從感染絲狀病毒直至最后死亡的全過程。

    至今人類對埃博拉的認識還十分有限,由此創作的文學、影視作品也相當稀少,流傳最廣的當數這部《血疫》。這部描寫埃博拉病毒緣起的書取得了巨大成功,長踞《紐約時報》非虛構類暢銷書榜首達六十一周。作者普雷斯頓也因此獲得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頒發的防疫斗士獎,他是有史以來唯一以非醫師身份獲獎的得主。

    夏爾·莫內在現實世界中并不存在,他是普雷斯頓虛構的人物。但“莫內”的存在就像一顆來自于雨林深處的飛彈,不僅準確擊中了內羅畢醫院,直接毀滅了這家醫院里與他有過直接接觸的多名醫生,還擊穿了病毒與世界之間的最后一道屏障。后來科學家在其中一名醫生的血樣里終于確定了一種可怕的東西——馬爾堡病毒。

    馬爾堡病毒是絲狀病毒(Filovirus)家族中的一員,它是人類發現的第一種絲狀病毒。Filovirus是個拉丁詞,意思是狀如細絲的病毒。絲狀病毒之間外觀相似,但和地球上其他病毒都不一樣。絕大多數病毒呈現球形顆粒狀,而絲狀病毒卻猶如頭部纏結的繩索,中國媒體在報道時常常把它們比喻成“如意”,而實際上,它們更像一條毒蛇。

    夏爾·莫內死后,科學家確定了絲狀病毒的地位,它有兩種屬——馬爾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

    現在我們的主角終于出場了。

    人命黑板擦

    埃博拉病毒與馬爾堡病毒就像一對姐妹,它們都來源于非洲群山深處,感染后患者癥狀相似。不過,在埃博拉面前,馬爾堡病毒四分之一的致死率簡直就是溫柔善良的小妹妹。已知的一種埃博拉病毒(扎伊爾埃博拉病毒),對人類的致死率達到了驚人的百分之九十。

    你說,埃博拉像不像人命的黑板擦?

    埃博拉病毒因埃博拉河而得名。埃博拉河是蒙加拉河的上游河源,是剛果河(又稱扎伊爾河)的支流。它流經雨林地區,蜿蜒穿過星羅棋布的村莊,滋養著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靈。

    埃博拉病毒第一次為外界所知的爆發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它在埃博拉河上游、蘇丹南部的幾十個村莊內突然現形,毫不留情地殺死了九成的感染者。

    扎伊爾和蘇丹埃博拉病毒在非洲中部殺死了幾百人之后,勢頭就像火焰吞噬一堆干草,火焰最后從中央熄滅,留下一團灰燼。它不像艾滋病,艾滋病在全世界悶燒,仿佛煤礦里的大火,很難被撲滅。埃博拉病毒退回了群山之間,毫無疑問直到今天還在那里存活,它在某種宿主身上循環復制(科學家猜測最有可能就是非洲的一種蝙蝠),改變自己的形狀,突變成另一種新病毒,伺機以新的形態進攻人類這個物種。

    一九七六年暴發的兩次疫情,在時間上幾乎同時,在空間上僅僅相隔六七百公里,在剛開始的很長時間內,人們通常稱之為埃博拉病毒的現身。但后續的深入研究表明,扎伊爾和蘇丹疫情的病毒毒株并不相同,扎伊爾的毒株毒力較蘇丹毒株強一千倍,但蘇丹病毒的傳播性顯然要更強。二十年后,直到基因測序技術成熟之時,人類才終于證實了這兩種毒株的基因序列并不相同,嚴格來說,它們屬于埃博拉病毒的兩個單獨不同的種,而非一個種分類下的兩個亞型。

    截至目前,人類共發現了包括扎伊爾和蘇丹在內的五種埃博拉病毒。如同埃博拉家族的五個兄弟姐妹,它們性格各異,有些極其兇殘暴戾,有些則相對溫和。

    除了雷斯頓埃博拉和塔伊森林埃博拉對人類相對友好外,其他三種病毒都有極高的致死率。

    近四十年來,人類關于埃博拉的記錄十分有限:

    一九九五年四月,剛果再次爆發埃博拉疫情,發病三百一十五例,死亡二百四十五例,致死率百分之七十七;

    二〇〇〇年八月,烏干達北部,發病四百二十五例,死亡二百二十四例,致死率百分之五十五;

    二〇〇二年十月,又是剛果,發病一百四十三例,死亡一百二十八例,致死率百分之八十九。

    世界衛生組織得出結論:埃博拉病毒平均致死率為百分之八十八。

    直到二〇一四年,當埃博拉病毒和恩貢山的雨林似乎已經被人類遺忘時,它再一次以無比殘暴的面目降臨人間。

    而這一次,它終于與萬里之外的中國短兵相接。

    第三章 疫苗

    共和國女將軍

    時間:二〇一五年八月

    坐標:中國 北京

    那段時間,陳薇每天都從媒體上關注著疫情的動向。國家已經向塞拉利昂派出了整建制中國人民解放軍援塞醫療隊和由中國疾控中心組建的病毒檢測隊,有關部門也已經召集了好幾次專題會議,討論疫情應對措施。可是,自己的研究團隊做了十年的埃博拉疫苗卻還停留在實驗室,她越想越著急。

    雖然病毒暫時還沒有進入中國,但每天全世界有無數架飛機往來于西非和世界各國之間,理論上,來自熱帶雨林深處的致命病毒可以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抵達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而且即使最頂尖的微生物學家也很難預判病毒的變異方向,如果任其發展,一旦埃博拉變異出可以在自然狀態下通過空氣傳播的特質,那么不僅西非人民將面臨滅頂之災,全人類都將遭逢空前浩劫。事實上,雷斯頓埃博拉就已經可以在室內通過飛沫在猴子之間傳播了。

    到時候會怎樣呢?人們會融化在巴黎楓丹白露的咖啡廳里,融化在倫敦的大本鐘下,融化在紐約大都會的博物館里,融化在香港軒尼詩道的月色下……

    陳薇忽然想起埃博拉的發現者卡爾·約翰遜的一句話:“這種病毒有能力按比例減少全球人口,也許百分之三十,也許百分之九十。”她打了一個冷戰。

    不能再等了!

    她要正式向組織申請到非洲去,到抗擊埃博拉的第一線去!

    她知道,自己帶著團隊研發了十年的疫苗很有可能成為終結埃博拉危機的終極武器!

    她也知道,做出這個決定,既是對自己、對團隊的一個承諾,更是嚴峻疫情發出的不可抗拒的召喚。

    陳薇,軍事醫學科學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我國多個致命病毒疫苗的研發者。她一九六六年出生于浙江蘭溪,剛過五十歲就被授予了少將軍銜,是軍隊里少見的在職女將軍,也是我國生物危害防控領域內的唯一一位女將軍。

    烏發齊肩,長相清秀,一副金絲框眼鏡,如果不穿軍裝,一般人很難把眼前這位優雅知性的江南女子與共和國女將軍的身份聯系在一起。

    作為一名軍人,雷厲風行是陳薇的一貫作風。此前之所以猶豫,并不是對于自己研發十年的埃博拉疫苗缺乏自信,而是因為沒有人比她更清楚到疫區做臨床所要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但是,誰也不知道親赴疫區一線與病毒短兵相接最終會是什么結果。帶出去的學生和團隊萬一有人感染怎么辦?自己感染了怎么辦?怎么向家人交代?怎么向組織交代?

    要說不害怕,那是文學上的修飾。大概沒有人比真正的病毒學家更害怕病毒的了——與其說是害怕,不如說是敬畏。他們對病毒的敬畏源于知識,源于對理性的深切尊重。

    國外的同行們有句話是這么說的:“擺弄埃博拉的那些家伙都是瘋子,還是去玩更安全的東西吧,比方說炭疽熱。”正是因為這種病毒的高危性,全世界真正了解它并知道如何應對的人屈指可數,陳薇在其中算是個另類。她是全世界最優秀的病毒獵手。

    很多媒體報道中,把二〇〇四年作為陳薇開始埃博拉病毒研究的起點,并驚嘆她的預見性。其實,從炭疽桿菌到SARS再到埃博拉,她與病毒的短兵相接早在二十多年前就開始了。

    一九九九年,博士畢業一年的陳薇就開始了炭疽桿菌的基礎理論和疫苗研究工作。二〇〇一年,美國炭疽桿菌事件之后,她帶著三十多個熱血沸騰的年輕博士、碩士生開始了對炭疽桿菌的攻堅戰,最終吹響了勝利的號角。他們憑借此項研究拿下軍隊科技進步獎一等獎,人類聞之色變的炭疽桿菌,已經基本被陳薇攻克了。

    二〇〇三年,SARS疫情爆發。又一次打贏了這場硬仗之后,陳薇在后續的研究中參與了一項中德合作的科研項目。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得知課題組中的一位德國教授同時也在做埃博拉病毒的基礎研究。“真是天賜良機!”多年與病毒交手的直覺告訴她,是時候面對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恐怖的對手了。

    埃博拉,在全世界病毒學家的眼里是公認的“最為恐怖的對手”,也是人類最優秀的病毒獵手們共同的目標。對這種級別的敵人,陳薇早就想與之較量一番了,但之前苦于沒有條件——沒有病毒、沒有技術、沒有團隊,她不得不將其暫且擱置。

    但只要機會初露曙光,陳薇便毫不猶豫地踏上獵殺埃博拉的戰場。

    二〇〇四年,陳薇申請了國家“863”項目。隨后的近十年里,埃博拉疫苗科研工作夜以繼日地展開,如靜靜流淌的河水,悄無聲息卻綿延不絕。

    其實做埃博拉遠不如做炭疽桿菌或者SARS研究那樣有顯示度。由于埃博拉病毒的一度沉寂,西方國家對此也并不熱情。只有陳薇,科學家的天賦告訴她,這是她的使命;軍人的直覺告訴她,致命殺手與北京之間,不過一個航班的距離。

    致命病毒從來就是人類共同的敵人。埃博拉雖然從未在中國爆發,但作為一名軍人,陳薇清醒地認識到,這種致命病毒不僅意味著一次次奪去千萬人性命,更有可能作為潛在的生物戰劑與生物恐怖武器。

    生化武器?這是杞人憂天、危言聳聽嗎?

    如果你這么懷疑,請看以下幾個事實:

    第一,這種病毒在歷史上已經被用于生物武器化的研究。

    第二,這種類型的病毒可以通過氣溶膠感染。多項研究表明,馬爾堡病毒、埃博拉病毒等可通過氣溶膠感染靈長類動物。這就意味著,空氣可以成為傳播介質。

    第三,在美國發生的多起炭疽粉末信件的生物恐怖事件警告世人,生物恐怖襲擊是現實的,并且會在沒有任何預警情況下突然發生。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將可能的生物恐怖劑分成ABC三類,而包括埃博拉在內的出血熱病毒被分類在A類生物恐怖劑清單中。

    第四,恐怖分子曾經尋求埃博拉病毒作為生物恐怖劑使用。日本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施放化學戰劑沙林后成為臭名昭著的恐怖集團。據報道,他們曾經到非洲尋求埃博拉病毒,用于研發生化武器。

    第五,埃博拉致死率極高且易于傳播,更重要的是,到目前為止,全球并沒有任何有效的治療藥物,這種病毒一旦被用于生物恐怖襲擊,我們無法想象人類將面臨何種劫難。

    這五條,每一條都是支撐陳薇十年來沉默而又堅定地研發對抗埃博拉武器的理由。中國軍人,不能打無準備之戰!

    十年無聞的堅守,個中滋味,又能與誰言說?

    而歷史終將青睞那些具有大格局的人。二〇一四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大爆發后,這種病毒和陳薇這個名字才真正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換道超車

    世衛組織給出的數據讓全球都為之膽寒:截至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幾內亞、利比里亞、塞拉利昂、馬里、美國以及已結束疫情的尼日利亞、塞內加爾與西班牙,累計出現埃博拉確診、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一萬七千兩百九十例,其中六千一百二十八人死亡。

    自此,美國、英國、加拿大才紛紛加緊了疫苗的研制工作。然而,盡管有無數全球頂級病毒學家的研究工作做鋪墊,可埃博拉疫苗的研發之路依舊困難重重。三四十年來,埃博拉疫苗始終未能面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處理這種病毒必須要在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中進行,這是一個硬性條件。

    通常來說,根據密封程度的不同,國際上將生物安全實驗室分為四個等級——P1、P2、P3和P4。“P”是英文Protect(保護)的縮寫。第四級即P4實驗室是生物安全最高等級,可有效阻止傳染性病原體釋放到環境中,同時為研究人員提供安全保證。

    一般而言,現代醫學將傳染病原分為四個危害等級。第一級病原體對成年人幾乎無法造成危害,如大腸桿菌等;第二級病原體對人類引發的疾病比較輕微,而且通常有預防及治療的方法,如腮腺炎病毒、麻疹病毒等;第三級病原體則能夠在人類種群中引起嚴重或致死的疾病,人們聞之色變的炭疽桿菌和SARS病毒就屬于這一級別。人類針對不同等級的病原體,建立了不同等級的生物安全實驗室。

    一級實驗室我們并不陌生,專業的研究所、許多條件好一點兒的大學都有配備,進入這里的人只需要戴上手套和口罩即可,試驗臺是開放的,實驗室不會和大眾隔離。二級實驗室危險系數相對高一些,只不過這里大多對公眾隔絕,只有實驗人員可以出入,所以顯得有些神秘。而三級實驗室處理就相當專業了,對進出這里的實驗人員要求很高,需要接受嚴格的特種培訓。

    最高防護實驗室被稱為四級生物安全水平實驗室。在人類抗擊病毒的戰場上,四級實驗室就是子彈在你耳邊呼嘯而過而你只能以血肉之軀相搏的火線。在這里,人類最精銳的微生物學家們與自然界最致命的病毒貼身肉搏——它們通常具有極高傳染率與致死率,人類對其知之甚少,一旦感染,沒有任何治療方式。正因為如此,業內人士把這里叫作“魔鬼實驗室”。

    “魔鬼實驗室”裝有特殊的空調系統,進入這里的空氣溫度與濕度都是預先設定好的,過濾程度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能保障空氣在整個環境中一小時循環多次。實驗室采用定向負壓系統,其核心區的壓強達到負四十帕,這樣才能保證實驗室空氣的流動通過高效過濾器從外面進來,而實驗室內的空氣不向外流動。

    典型的四級實驗室由更衣區、過濾區、緩沖區、消毒區、核心區組成。在實驗室的四周裝有高效空氣過濾器。到達實驗室的核心區,總共有十道門,最里面的七道門是互鎖的,也就是說,如果一道門沒有關好,另一道門肯定打不開,這樣避免空氣的流通。同時,這里有嚴格、復雜的管理程序,為了確保絕對安全,只有得到批準和持有磁卡通行證的人才能進入,有的通過指紋門禁系統進入,而且所有出入的人員都由電腦記錄在案。

    四級實驗室需要與其他建筑完全隔離,并且在實驗室內部啟動空氣負壓設備,使得實驗室的氣壓始終低于外界,嚴防病原體隨著空氣散溢到室外。實驗人員全部都受過嚴格訓練,并且穿戴全封閉防護服。這種防護服裝有接口,由實驗室獨立的供氧系統向防護服內部輸送空氣,每個實驗人員身后都會拉著一條長長的輸氣管,就好像在深海作業一樣。這么煩瑣的設計就是為了確保實驗人員和病原體絕對隔離。在離開實驗室的時候,實驗人員會被化學藥品和紫外線反復消毒,確保將防護服上所有可能存在的病原體轟殺至渣,因為四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哪怕發生了一丁點兒泄漏,都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態浩劫。

    埃博拉病毒就屬于需要在四級生物實驗室里處理的極度危險病原體。而四級實驗室的造價及其維護費用十分昂貴,截至目前,人類在全球范圍內只建成了三四十家。除中國外,全球公開擁有四級實驗室的僅有法國、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美國、英國、瑞典和南非等國。其中,中國武漢的國家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業內人士稱之為“武漢P4實驗室”)備受矚目,被譽為病毒學研究領域的“航空母艦”。

    P4是人類目前唯一可對埃博拉等活體病毒做實驗的安全場所。陳薇的勝利,背后正是中國國力的全面提升。

    在埃博拉疫苗研發的戰場上,從某種意義上說,同樣具有研發實力的美國和加拿大既是中國的戰友,又是中國的對手。

    二〇一四年危機爆發之后,美、加兩國加緊了對埃博拉疫苗的研發進程,不過都是針對一九七六年出現的埃博拉病毒,而且需要在零下八十攝氏度冷凍保存。可是現在過去快四十年了,病毒早已經發生了變異。而在這個領域默默耕耘了十多年的陳薇卻早有準備,她當機立斷,必須做出針對此次疫情、方便非洲當地保存的2014基因型疫苗。

    陳薇采取了“換道超車”的模式——堅持前瞻性,堅持自主研發,不跟在別人的后面跑。正因如此,自研發初期開始,陳薇團隊就在不斷嘗試新的技術路線,經過了艱苦的摸索,排除掉VLP(病毒樣顆粒)疫苗、滅活疫苗和DNA疫苗等多種方式,最終確立了病毒載體疫苗。

    實驗室研究完成后,陳薇最大的心愿就是讓疫苗走進非洲。非洲氣溫高,需要在零下八十攝氏度保存的液體試劑顯然給疫苗的運輸儲備增添了成本。于是,陳薇又想到做凍干粉針劑,便于疫苗在當地保存。

    為了確保疫苗安全有效,陳薇帶領著團隊爭分奪秒。他們與國內經驗豐富的團隊——天津康希諾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合作,完成快速應急中試制備,同時走國際合作路線,開展國際合作研究。

    攻毒實驗進展順利,實驗結果非常理想,接下來就是臨床試驗,然而新的問題接踵而至。

    別國的埃博拉疫苗臨床試驗,通常是在非洲選擇一個非疫區開展小型的I期臨床試驗,證明疫苗的安全性,然后在非洲疫區開展大型的II期或III期試驗,證明疫苗的有效性。可是,在國外開展I期臨床試驗,手續極其煩瑣,試驗成本也極高。

    想了好幾個晚上,陳薇最后決定,先在國內做I期。二〇一四年底,埃博拉病毒疫苗I期臨床試驗在國內開始。在泰州,陳薇團隊與江蘇省疾控中心合作,針對中國受試人群完成了隨機雙盲、劑量遞增、安慰劑對照臨床試驗。在杭州,陳薇團隊與浙江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合作,針對在華非洲人群開展臨床試驗,這是我國境內開展的首個針對非中國人群的臨床試驗。比較泰州和杭州的臨床檢測結果,疫苗顯示出良好的特異性和一致性。這意味著,研發與實際應用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短了。

    接下來,就是前往非洲了。

    二〇一五年九月,陳薇帶著團隊里的年輕人,收拾好行李,啟程去塞拉利昂進行II期臨床試驗。這也是中國科學家在國外首次進行的臨床試驗。

    臨出發前,研究所一樓大廳滿滿當當地擺著三十多個黃色紙箱,箱子里裝著采血管、棉球、試劑等各種試驗材料。大家忐忑而興奮,每個人都忙前忙后,同時揣測著那個號稱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的樣子。

    出征!他們其實早已準備好了。

    第四章 出征

    親臨疫區

    時間:二〇一五年十月

    坐標:塞拉利昂 弗里敦

    飛機在一陣顫抖中終于降落在弗里敦機場的跑道上。陳薇被落地的震動驚醒了,透過狹小的舷窗向外望去,天空剛剛把最后一絲光亮收走。陳薇下意識地把手表指針逆時針轉了八個圈,然后打開手機。手機屏保上,是丈夫與兒子溫暖的笑臉。

    經過十七個小時的飛行,總行程一萬七千公里,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陳薇帶著埃博拉疫苗于當地時間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七日抵達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

    這里是被埃博拉劫掠過的煉獄,這里是這場戰役的最前線,這里是戰友們戰斗過的地方。最糟糕的時候已經過去,但陳薇的戰爭才剛剛開始。在她的戰場上,這才是第一次真正與這個看不見的敵人短兵相接。

    下飛機之前,陳薇不斷提醒隊員們注意著裝。弗里敦正值雨季,高溫高濕,空氣中飄蕩著潮濕發霉的氣味。她開始擔心隊員們的身體,由于長途顛簸,有些人已經出現了頭暈、惡心等癥狀。偏偏天公不作美,此刻又下起了傾盆大雨。她又開始擔心起隨機抵達的醫療物資來。這么大的雨,這些東西不會有問題吧?

    更糟的是,前面還有五個小時的車程在等著他們。從機場到市區,最近的路程是擺渡走水路,隊員們可以輕裝簡行,坐快艇二十分鐘就能抵達市區碼頭。但設備和物資就難辦了,只能走陸路、繞道兩百多公里——這里的交通實在讓人絕望——整個國家一條像樣的公路都沒有,全是土路,坑坑洼洼,大雨天車輛很容易打滑或者陷入泥坑里。在這種天氣和路況下調運物資,很難保證不出問題。

    還是趙大使有經驗,幾個月下來他的生存技能已大有長進。他提前聯系了當地一家中資企業,對方聽說是我國人民解放軍帶來了埃博拉疫苗,二話不說就調撥了貨車幫助他們轉運物資。從過關、清點、搬貨、調度、押運,再到分門別類運往部隊駐地和中塞醫院,清點、卸貨、入庫、合理存放,直到安頓好最后一批物資,陳薇懸了一路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回到駐地時已近凌晨,陳薇都沒能好好看一眼窗外的海景。美麗壯闊的大西洋啊!它是如此之近,近在眼前,夜晚的濤聲仿佛就在耳畔回響;它又是如此之遠,遠在天邊,像一幅幽暗的油畫,與真實世界似乎沒有一絲關聯。

    有那么幾個瞬間,陳薇忘記了自己身處何地。這里的一切都如此沉靜、如此平和,連咸濕的海風都透著溫柔。那些倒斃在路邊水坑里的尸體是真的嗎?那些全副武裝的持槍軍警是真的嗎?那些在車窗外一晃而過的低矮破舊的鐵皮茅屋,轟鳴的摩托車從公共汽車、不穿上衣的行人和自行車的窄縫里嗖嗖鉆過,馬路上塵土飛揚,到處是賣香煙、礦泉水、小零食、塑料玩具、低檔服裝的攤販,路口沒有紅綠燈,只有穿著不合身的制服的交通警察,吹著哨子,做著耀武揚威的手勢……這一切都是真的嗎?

    陳薇感到有些恍惚。賓館內外,兩個世界判若云泥,此刻卻在如濃墨一般的夜色中交融在一起,不辨虛實。此后若干個睡不著的深夜,她都會起身看海。全世界只剩她一個人,四周都是海,只有細小的微光在遠處閃爍,明明滅滅,如同一句暗語,如同那個看不見的敵人。如果有一天,她被它擄獲,那么她將止步于半途,就此瞑目。她將想起今夜的大海,她將想象著自己如同一片羽毛從海鳥身上松脫,在云中,在人間千尺之上,在暴烈的氣流中勁舞、激旋,被怒號的狂風裹挾、推送,飛越千里大洋、萬里群山,戰勝一切險阻,最后飄落在家鄉的土地上。兒子將撿起這片羽毛。她在夢里流連于這樣的想象,它帶來繼之而生的希望。不過她更清醒地知道,第二天當太陽照常升起時,她依然要鼓足勇氣,睜大雙眼,邁步向前。

    中塞友好醫院

    大本營賓圖尼瑪賓館位于弗里敦的阿伯丁區,中塞友好醫院則位于城外的科索鎮,從駐地到醫院有二十八公里路程。沿途會經過著名的旅游勝地藍茉莉海灘,這里椰樹成林,草屋林立,偶爾可見三三兩兩的行人在潔白的海灘上悠閑漫步。每天在如此醉人的風景中去充滿致命病毒的醫院上班,即便是身經百戰的軍人也很難承受如此巨大的落差。

    上班的路首先要穿過弗里敦市區。街市上熱鬧如常,難以把眼前的場景與埃博拉疫情重災區聯系起來。當地人沒有人戴口罩、手套,他們依舊聚集在一起,熱情地擁抱。所有的人都在懷疑,埃博拉疫情真的發生過嗎?

    接下來,車輛行駛到了一段尚未修好的土路。剛下過一場雨,路面泥濘不堪,車輪老是打滑。土路的一側是裸露的山體,常常有石塊滾落。路過一段狹窄的山谷時,一塊落石砰的一聲砸在車頂上,隊員們一陣驚呼。好在司機技術過硬,臨危不亂,輕點幾腳剎車,方向盤依然穩穩握在手里,有驚無險。陳薇一個箭步跨到了副駕駛的位置上,從那之后她又多了項任務,只要上了車就開始觀察隨時可能出現的危險狀況——一個不少地帶回去,這是她給自己立下的軍令狀,千萬不能出什么交通意外!

    土路的盡頭再往前兩公里,就是英國駐塞拉利昂軍事基地,門口站著全副武裝的英軍士兵,圍墻上還有一個瞭望哨。

    再向前行駛五公里,就來到了塞拉利昂最好的高速公路——友誼公路,在路上能看到各種熟悉的路標和標記線,仿佛行駛在中國高速公路上一樣。路兩旁是一座座山丘,還有稀稀落落的村莊,村莊里散布著零亂破落的茅草屋和銹跡斑斑的鐵皮房。

    友誼公路連接著塞拉利昂交通重鎮——科索小鎮。小鎮的特別之處在于擁有一所遠近聞名的現代化醫院——Jui Hospital,著名的中塞友好醫院,二〇一二年由中國政府援建,塞國人管它叫“塞中友好醫院”。疫情最嚴重的時候,陳薇的戰友,來自302醫院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援塞醫療隊的戰士們,僅用了七天,就在條件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將這里改建成了一所能收治埃博拉病人的流行病醫院。在這里,他們創造了中國醫療衛生史上的一個個奇跡。這里就是他們的前線、他們跟埃博拉病毒正面交鋒的地方。

    醫院依山而建。由四棟黃白相間的二層小樓組成,供醫療用的三棟樓在一條軸線上依次排開,中間有走廊相連;另一棟是專家樓,供醫生休息使用。醫院的造型、布局和建筑風格是我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典型風格,來自中國最好的醫院的隊員們很多都不曾見過這么“古典”的醫院。

    一年前戰友們在滿院荒草中重建醫院埃博拉留觀中心的戰績,讓陳薇無數次為之驕傲、為之動容。他們抵達時,醫院早已不復一年前的緊張氣氛,這里人群熙攘,醫護人員戴著普通的醫用口罩,沒有人穿“太空服”。自二〇一五年六月下旬最后一名埃博拉患者出院后,這里幾乎看不到疫情的蹤跡了,醫院也從埃博拉留觀診療中心轉為綜合性醫院。

    醫院門口貼著的一張藍紫色通告,用英文寫著埃博拉疫苗的接種流程,再加上四周隨處可見的防埃抗埃標語,依然在告訴來訪者,埃博拉疫情并沒有遠去。

    “陳老師來了!”坐在進門處給受試者登記的年輕人一眼就認出了陳薇。

    “來啦?”侯利華連忙探出頭來看了看,他是“先遣小分隊”的負責人,也是陳薇團隊的得力干將。他顧不上打招呼,連忙轉身進屋,拿著白大褂和口罩從檢測室里走出來。陳薇默契地接過來穿好,褂子上印著科研團隊的標志,是陳薇專門為大家在上海訂做的。

    這一天,來自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基因型埃博拉疫苗研發團隊,迎來了在塞拉利昂進行疫苗臨床試驗的首批受試者。也就是在這棟小樓里,中國科學家們開始了我國自主研發疫苗在境外進行的臨床試驗。

    她們的怕與愛

    在萬里之外的戰場上順利會師,大家都很興奮。人群中只有遲象陽的心依舊提在嗓子眼,一路上她都在為老師陳薇的身體狀況擔心。

    臨出發前,陳薇的丈夫麻一銘悄悄把遲象陽拉到一邊叮囑:“你可千萬替我看好你們陳老師!她工作起來不要命的,一定要讓她休息好啊!”遲象陽一個勁兒地讓他放心,心里想著,應該沒什么大問題吧。沒想到在巴黎轉機的時候,陳薇就發生了一次心臟早搏。

    “象陽,我感覺快不行了。”遲象陽愣了一下,幾秒鐘才反應過來,陳老師出事了!她跑過去一把捏住陳薇的手腕。心臟早搏是一種心律異常的癥狀,患者會感到心悸、乏力、頭暈及胸悶。它類似于電梯快速升降的失重感,釋放了一個危險的信號。接下來的行程中遲象陽一刻都不敢大意,生怕再出什么意外。她總算明白麻一銘臨行前千叮嚀萬囑咐的緣故了。

    然而,令人心悸的行程才剛剛開始。

    才下飛機,陳薇就徹底忘記了剛在機場心臟早搏時快要暈過去的事。她真的是不要命了,每天工作二十個小時,而且一連就是好幾天。弗里敦和國內有八個小時的時差。白天,陳薇去臨床試驗室忙碌,和大使館的人見面,去受試者家里做回訪,晚上一回賓館就開始和國內溝通處理繁雜的事務。身邊的人不斷提醒她要注意休息,但這樣的提醒收效甚微。遲象陽也終于明白了,麻一銘所說的陳薇“不要命”的工作狀態有多么“瘋狂”,什么人敢在疫區天不怕地不怕地沒有一丁點兒防備?

    一天,遲象陽跟陳薇去受試者家里做調查。在塞拉利昂開展臨床II期試驗期間,研究團隊必須按照規定的時間對受試者進行回訪探視。陳薇此行進行的是第三次回訪,當天出來她們已經不知道接觸過多少當地人了,陳薇每到一戶都要跟人家緊緊握手。

    這是一戶簡陋逼仄的民居,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彌漫著汗液、霉菌和牲畜糞便混雜的刺鼻氣味。泥濘的地面和臟兮兮的沙發雖然經過收拾,卻依然處處可見污痕。遲象陽看見陳薇的雙手被一雙滿是泥垢的手緊緊地攥住,黑與白的對比分外清晰,這時她突然發現,陳薇的右手上有一道傷口!

    遲象陽嚇呆了!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中國援非醫療隊的醫務人員在接診埃博拉病人時,必須小心翼翼,穿著厚達三層的防護服,嚴格與病人保持一米以上的距離。而現在,陳薇卻在毫無防護措施的情況下把傷口直接暴露在這樣的環境下——那道口子大概兩厘米,雖然看起來傷得不重,但萬一回訪的人群中有一人攜帶埃博拉病毒,那陳薇被感染的概率將達到九成以上。

    “老師,你的手!”遲象陽盡量控制著自己發顫的聲音。

    “沒事的。”陳薇輕輕搖頭示意,打斷了她的話。

    非洲人真是熱情!遲象陽不得不抱怨起這樣的熱情來。在這個雜亂的社區里,走著走著就會聽見遠遠地有人跟她們打招呼:“Hi,Chinese!”每到一戶受試者家里,都會蜂擁而來一群女人和小孩,和她們握手,接過從這雙手中帶來的禮物。陳薇會俯下身去,抱起衣不蔽體的小孩,跟女人們聊起她們的孩子,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地詢問疫苗注射后的身體狀況。

    她們還去了塞拉利昂孤兒院。陳薇特意穿了件粉紅色的西裝。在孤兒院里,粉紅色的陳薇被四十多名孤兒包圍了,他們一起跳舞、拍手、唱歌、合影,沉浸在天真爛漫和久違了的歡快之中。這些孩子都是此次埃博拉疫情幸存下來的孤兒,他們的家庭已不復存在。

    那一刻,遲象陽好像終于知道陳薇為什么這么拼命了。一直以來,非洲都是中國對外援助的重心。二〇〇一年至二〇一五年,中國幫助非洲建設或改造了七十多個醫療衛生設施,邀請了約八萬名非洲各國人才來華研修。直至陳薇團隊進入非洲的二〇一五年,中國已累計向非洲派遣了兩萬四千三百名醫療隊員,診治患者達兩億七千多萬人次。其中,有五十一名中國醫療人員長眠在非洲大地。這里的人們喜歡中國人,不僅是因為中國人給他們帶來糧食與藥品,為他們修建公路和大樓,還因為中國人會走到最骯臟混亂的貧民區的角落,跟躺在破席上的人握手,為他們治病,擁抱他們的孩子,同他們一起承受苦難與考驗。

    回到賓館之后,遲象陽趕緊拿過消毒液幫陳薇擦拭傷口。作為全世界最了解埃博拉的人,她們心里都很清楚,倘若真的感染了,這種防范措施根本沒有任何用處。遲象陽終于還是忍不住問:“您怎么就不害怕呢?”

    “根本顧不上吧。”陳薇說。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在塞拉利昂的疫苗臨床試驗開始沒多久,各項工作千頭萬緒,很多事務都需要陳薇親自協調解決,外交、公安、倫理、知識產權、法律、輿論、資金……許多問題都是想也想不到的。

    塞拉利昂的金融系統不健全,臨床試驗的經費從國內匯不過來。當地的試驗開始二十多天了,帶出來的第一筆經費捉襟見肘,錢再打不過來,在當地雇用的臨時工作人員隨時可能離開。光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陳薇已經記不清打了多少個電話。最后實在沒有辦法了,陳薇決定自己帶,于是大家用背包分批次從國內把現金背過來。由于每人每次只允許攜帶數額有限的美元入境,因此團隊成員幾乎每個人都分配到了這項既光榮又危險的任務,一路上女生們把裝著美元的小包緊緊抱在胸口,惴惴不安地過安檢、過海關,直到坐著由持槍保安護送的車抵達大本營順利交差,所有人懸了一路的心才算是重新擱回了肚子里。

    陳薇帶來的疫苗點燃了人類戰勝埃博拉的希望,不僅地方民眾愿意向他們求助,連當地的中資企業也找上門來。在塞拉利昂的康克里里,某山東鋼鐵企業投資了一個礦產,投資剛進去,埃博拉疫情就爆發了,所有工人都像逃難似的一哄而散。正在犯愁的項目負責人得知陳薇團隊在當地做疫苗臨床試驗后,立即與他們聯系,請求使用中國生產的疫苗。為了幫礦產公司做好防疫工作,陳薇調撥出一部分藥品、針劑、防護服、手套、口罩、護目鏡等物資,一邊召集團隊跟她去項目營地。從駐地到礦上有近兩百公里路程,下車時一摸,滿身紅土。顧不上自己的“紅頭土臉”,陳薇趕忙組織人手給幾百名中方員工打疫苗,幫助他們制定防范措施,臨走時留下了所有的藥品和護具。很快,礦廠就恢復了生產,至今依舊保持著“零感染”的紀錄。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七日,當陳薇還在弗里敦時,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埃博拉疫情在塞拉利昂結束。中塞友好醫院門前,陳薇被一群歡呼雀躍的人們高高托起,拋向空中。在此之前有五百名塞拉利昂民眾在這里接種了中國疫苗,當他們聽說疫情已經結束的時候,他們再一次回到這里,同中國醫生一起歡樂地起舞。疫情過去了,安全了!不管是黃種人還是黑人,不管是科學家還是商人,不管是醫生還是病人,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燦爛的笑容。

    第五章 防線

    “通關游戲”

    時間:二〇一六年

    坐標:中國 北京

    熱,極度的熱!

    如果只用一個詞形容穿上防護服后的感覺,那就是“熱”,沒穿過的人難以想象的熱。汗如雨下,憋悶,頭疼,暈眩,呼吸困難,窒息,虛脫……都不足以描述這種熱。

    防護裝備從頭到腳是十一件,依次是帽子、口罩、護目鏡、防護面屏、連體防水隔離服、外層防護衣、兩副手套、鞋套、橡膠防水靴,加上一套貼身內衣,研究人員稱它為“二道防線”。

    十一件裝備環環相扣,層層疊加,將人的身體每一寸皮膚包裹得嚴嚴實實、密不透風。這十一件裝備,為進入生物安全實驗室的人員提供了安全屏障,為他們擋住了看不見的槍林彈雨。

    在外界氣溫三十度左右的環境里,防護服內溫度通常會達到四十七至五十度。人體在這樣的高溫下,幾分鐘就會大汗淋漓,護目鏡模糊,口罩緊貼口鼻,缺氧、窒息,呼吸越來越困難。研究者要在身體能夠承受的極限里,用最短的時間、最穩的動作完成一系列精準的操作。即便最有經驗的研究人員,每次進入P4前仍然會覺得自己是在進行一場懸崖邊上的行走,一個不小心,就會跌入死神的深淵。

    有人覺得這是一場戰爭,有人覺得這更像一場游戲——進入P4必須先通過層層挑戰。一級一級通關,才能拿到跟病毒對決的入場券。

    接下來,請你一起來體驗一下陳薇的“通關游戲”。

    第一步,脫去身上的衣物,放進儲物柜。然后穿上消過毒的“手術服”,沒錯,就是外科醫生做手術時穿的那一身,系緊腰間的拉繩,扣上上衣的紐扣,戴好手術帽,對著鏡子把頭發塞進帽子里。

    第二步,紫外線消毒。這時你會面對著一扇通往二級區域的門,門上的小窗透出深藍色的光束,那是紫外線。病毒在紫外線下會分崩離析,紫外線能摧毀病毒的遺傳物質,讓它們無法自我復制。打開這扇門,你會感到有股力量推著身體往前,一股風從后方吹過,向內涌去,這是氣壓的功勞——負壓保證了所有的高位病原體都只能飄向區域內部而不向外擴散。門在背后關上,你就進入了二級區域。

    第三步,穿過淋浴室。淋浴室里有紫外燈、消毒皂。過了淋浴室就是衛生間,這里的架子上有一些干凈的白襪子,穿上一雙,走進三級區域。這里看起來比前兩個令人舒適一些,在這里你需要用膠帶將手套開口和手術服粘在一起,膠帶繞著手腕轉幾圈,確保密不透風。襪子和長褲也是一樣。這樣,人體和病毒之間就有了一層防護。

    第四步,穿防護服。這是令所有人都感到窒息的一步。所謂“窒息”并不是一種文學上的修辭。由于防護服的絕對密閉性,面罩會完全包裹頭部,你會感到驚恐,汗出如漿,呼吸越來越急促。許多第一次嘗試的人會在防護服里呻吟尖叫,驚慌失措,這種事情并不奇怪,研究室里有個說法:天曉得誰進了密封防護服會嚇破了膽。

    到這一步,才僅僅拿到最后一關的入場券而已。現在,在你面前的這扇不銹鋼密封門上赫然印著醒目的紅色三葉草圖案,這是國際通用的生物危害標志,很容易讓人想起武俠小說里的絕命斷腸草。

    面對這扇門,團隊里有個不成文的慣例,每個走進這扇門之前的人,都要留給他們幾分鐘的“解壓時間”。臨上戰場的那幾分鐘,如同開戰前的沉寂,是參戰者精神擰緊發條、肌肉拉緊韌帶的時刻,這一時刻的最佳狀態就是解壓。人們在走進這扇門之前會有各種各樣的小儀式,有人雙手合十,更多的人是閉目養神、心中默念。這不僅是大戰前的心態調整,更是直面死亡的鎮靜勇毅。透過防護面罩,戰友們之間的一個眼神、一聲問候,拍一拍肩膀、打一個手勢,都是彼此的安慰和支持,都是戰友間的溫暖和信任。很多時候,陳薇就扮演著這樣一個主心骨與定心丸的角色,和她在一起,周圍的人總能感到安全。

    一旦邁出這一步,就是上了前沿陣地。這并非只是一個單純的比喻,從那里出來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這的的確確是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與埃博拉廝殺搏斗,無論在體力上還是精神上都不亞于一場真正的肉搏戰。

    最后你終于進入一個充滿了看不見的致命病毒的空間。你身著緊密的防護服和正壓頭套,在負壓環境下相當于背負二十公斤載荷爬山,一連數個小時不吃不喝,不上廁所,汗水蜇得雙眼酸疼不能擦,甚至連情緒和體力消耗都必須掌控在一條持久穩定的平行線上,因為手中的血液樣本里藏著上億個隱形殺手,高強度又極其精密的實驗容不得任何差錯。

    并不是所有人每一次都能活著從里面走出來,現實中,科研人員因感染而導致不幸的情況時有發生。二〇〇四年五月五日,位于西伯利亞的一座武器實驗室,一位俄羅斯女科學家因為意外被一根針扎破了手,這根針上沾染著埃博拉病毒。當時,實驗室立刻對女科學家進行隔離,以防止病毒的傳播,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療手段,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離去。就在她去世前的幾個月,美國馬里蘭州全軍陸軍生物學研究所也發生了類似事故,幸運的是當事科學家并沒有被感染。二〇一四年七月,當全球第一篇埃博拉病毒基因序列文章發表時,已經有五位科學家被奪去了生命。

    “做我們這一行的,不論再怎么小心,多多少少都會遇上些情況。”給學生上的第一堂課,陳薇總會以她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開頭。一九九八年,當時的陳薇在做狂犬病病毒疫苗研發。病毒樣本制備是疫苗研制的必要步驟,沒想到在制備過程中,儀器管道老化爆炸,帶著狂犬病毒的液體把陳薇從頭到腳淋了個遍。陳薇趕緊按照應急步驟,警示實驗室管理人員,并徹底清洗消毒,注射狂犬疫苗。好在補救及時,撿回了一條命。

    陳薇所在的實驗室是國家重點實驗室,所從事的工作是生物醫學防護研究。作為人類最優秀的病毒獵手,越是危險的病毒,她越要去研究。

    如果給人類十大惡性傳染病拉個排行榜,陳薇相信絕大多數同行都會認同她的意見:

    1、流感

    2、艾滋病

    3、結核病

    4、炭疽

    5、狂犬病

    6、天花

    7、鼠疫(黑死病)

    8、埃博拉

    9、瘧疾

    10、SARS

    這就是陳薇的對手。陳薇時常感到,與宏大的政治軍事史比起來,醫學是安靜甚至寂寞的。雖然她的戰場同樣危險重重,卻沒有硝煙,沒有彈藥,有的只是患者的呻吟訴求和醫生不懈不餒的觀察研究,還有在常人眼中晦澀難懂的化學名詞和枯燥無味的實驗數據,以及難以計數的細菌病毒和疫苗藥物,很少有高調到值得令社會大眾關注的時刻。

    要不是因為2014西非埃博拉的突然爆發,陳薇的研究不知要繼續沉寂多久。同行中做埃博拉研究的人并不多。也許因為埃博拉這個“人命黑板擦”過于可怕,哪怕是穿慣了密封防護服的老手也不想去碰它。他們不想研究埃博拉,因為他們不愿被埃博拉“研究”。

    有時越是神秘的東西反而越簡單。深入地了解埃博拉之后,陳薇甚至會覺得它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生物。它的構造其實頗為簡單,其病毒粒子只有七種蛋白質:七種不同的大分子排列成狀如長辮的結構,組成埃博拉病毒粒子的長絲。但那么多杰出的科學家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程才大致了解了它們的結構與功能。

    有時候她又會覺得眼前這玩意兒甚至都不能算是“生物”。在包膜和蛋白質構成的微小囊狀物里,埃博拉病毒僅僅有一條RNA鏈,這種分子被認為是最古老最原始的生命編碼機制,它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地球歷史的早期。有些生物學家認為應該把埃博拉病毒視作“生物”,但是還有的學者持相反觀點。在一些科學家眼里,埃博拉并沒有“活著”,不能算“生物”,因為當病毒處于細胞結構之外的時候,什么事都不會發生,它們是靜止的、沒有生命的,甚至可以結成晶體。但是當它們被吸附進細胞結構里之后,它們會立即獲得“生命”,并且直接把宿主細胞當作復制自己的原料,然后將其粉碎。這些特質使得埃博拉病毒處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間的一個灰色地帶,這也是埃博拉最難對付的原因之一——因為你很難“殺死”沒有生命的它,但是它卻可以輕易地殺死有生命的你。

    通常來說,一種病毒不會殺死自己的自然宿主。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埃博拉第一次為人所知直到幾十年后的二〇〇五年,人類付出了無數生命的代價之后,科學家們才在幾種非洲果蝠的體內發現了埃博拉病毒的RNA及抗體。雖然至今學界對埃博拉病毒的認識還十分有限,但人們知道它是如何絞死每一個生命的:扎伊爾埃博拉病毒襲擊人體內除骨骼肌和骨骼之外的所有器官和組織。

    染病之后,首先,血液會越來越黏稠,流得越來越慢,凝塊附著在血管壁上,這就是所謂的“鋪壁”——凝塊會像瓷磚似的拼接在一起。瓷磚越鋪越厚,凝塊堵塞血流,切斷人體各個部位的供血,導致大腦、肝臟、腎臟、肺部、大小腸、睪丸、乳腺組織(無論男女)和全身皮膚出現壞死點。皮膚上出現的紅色青紫色瘀斑,那實際上是皮下出血。

    埃博拉病毒攻擊結締組織尤其兇狠:它在膠原內增殖,膠原是維系器官的結締組織的主要構成蛋白質,而埃博拉那七種蛋白質能夠吞噬支撐人體的蛋白質。就這樣,人類體內的膠原變成稀泥,皮膚從底層開始壞死和液化。表皮變得極其脆弱,稍微有點壓力就會破裂,裂口涌出血液。

    接下來,口腔會出血,牙齦會出血,連唾液腺都會出血——身體的每一個孔竅,無論多么細小,都會開始出血。舌頭表面變得鮮紅,隨后腐爛剝落,據說失去舌頭表皮的疼痛就像用舌頭舔電熨斗。喉嚨底部和氣管外壁也會腐爛脫落,壞死組織順著氣管滑入肺部,或者隨著痰液被咳出來。

    埃博拉在宿主還活著的時候就能殺死大量組織。肝臟、脾臟、腎臟膨脹,開始液化,最后徹底壞死和腐爛;腸壁組織消融后脫落進入腸內,與大量血液一同排出。對男人來說,睪丸會腫脹成青紫色,乳頭會流血。對女人來說,陰道會嚴重出血。對于孕婦來說,胎兒會自然流產,生下來的死胎眼球通紅,鼻孔流血。

    埃博拉比同屬絲狀病毒的馬爾堡病毒更加徹底地摧毀大腦,埃博拉患者在臨終時往往會產生癲癇般的痙攣:整個身體抽搐震顫,雙臂和雙腿胡亂踢打,流血的眼睛翻白眼。據說這很可能也是埃博拉的求生策略——通過四處飛濺的血液大大提升病毒傳播給下個宿主的機會。

    這種近似于終極對手的烈性病毒,陳薇又怎么會放過?

    有同事在轉業前對陳薇說:“你少搞些‘魔鬼’課題研究吧!”可陳薇腦子里總是揮之不去——炭疽、鼠疫、天花、埃博拉……這些最有可能被做成生物戰劑的烈性微生物。

    如果生物戰一旦在中國發生,作為一名軍人,陳薇是不會原諒自己的失職的。

    這里的殺戮靜悄悄

    長久以來,人類的目光通常都聚焦在造成重大傷亡、掀起滔天巨浪、深刻影響文明進程的“大事件”上。而在醫學領域真正的大事件發生時,通常是悄無聲息的。病毒獵手長久地處于科學史的一隅,時刻監視著看不見的敵人,守護著看不見的家國防線。

    一九九三年六月,奧姆真理教在位于東京東部龜戶附近的一幢八層樓樓頂噴灑一種炭疽桿菌懸浮液。他們向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發動了一場生物恐怖襲擊。

    好在他們失敗了。因為他們選用了一種相對良性的炭疽菌株,細菌芽孢的濃度過低,加上擴散體系的問題和噴頭堵塞的噴霧器,使得這一事件未能擴散。整個事件只報告了一些狗的死亡,沒有人因此喪命。

    炭疽桿菌是一種能夠感染牛羊等食草動物的細菌性病原體,它偶爾會感染人類,發病快且致死率高。動物攝入炭疽桿菌芽孢之后,炭疽桿菌被激活,并在動物體內迅速復制傳播,它們往往即刻斃命。這也能解釋東京襲擊事件中死亡的大都是些寵物狗等城市動物居民。

    “如果奧姆真理教碰巧找到一種更致命的炭疽桿菌,使用了好一點兒的擴散體系,事情就會演變成非常可怕的情境。”陳薇常常給學生們講生物戰,這通常會讓這些剛入行的新兵們打起冷戰。宣揚世界末日的這一邪教尋找的不僅僅是炭疽,他們還在全球各地主要城市中秘密建立了多個實驗室,嘗試培養很多感染源,包括劇毒的肉毒桿菌毒素、天花、霍亂,甚至埃博拉。

    “不過話說回來,即便奧姆真理教的人將炭疽釋放出來,由此引發的人員死亡和破壞可能也僅限于接觸到他們所釋放芽孢的人。炭疽不會在人際間傳播。它雖然是致命性病毒,卻不會傳染。”陳薇說。但人們依舊談之色變,因為二〇〇一年那場針對美國發動的生物恐怖襲擊事件確確實實造成了十七人感染、五人死亡的悲劇,造成了美國甚至國際社會的強烈恐慌。

    炭疽僅僅是恐怖組織能使用的眾多感染源中的一種。生物恐怖襲擊是陳薇這樣的安全專家最密切關注的問題之一。它是所謂的非對等戰役中,“弱勢群體”可使用的最理想武器。

    相較于化學武器或者核武器,微生物顯然更容易得到。而且關鍵在于,與化學武器或者核武器都不同的是,微生物能夠自行傳播——它們能夠進行病毒式擴散,這一招是致命性沙林毒氣和臟彈無法企及的。也許臟彈爆炸后的核微粒能夠造成長期性的恐怖影響,表現為幾代人的子代變異和癌癥高發,那些潛在影響是環境性的,起效相對較慢。而一種快速起效、極速傳播的病毒武器,其殺傷力在極短時間內就能顯現出來,換句話說,病毒武器能在一周內干完一枚核彈一百年才能做到的事情。

    低估生物恐怖襲擊風險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陳薇絕不會允許這樣的錯誤在中國的領土上發生。本職工作之外,她做得最多的就是對生物戰的研究和科普,不僅向國家領導人提出建議,還不遺余力地向周圍每一個人普及生物安全常識。

    歷史的教訓不可遺忘,而現代科技的高速發展也讓生物安全局面越來越復雜。不管是合法的實驗室,還是恐怖主義分子在陰暗的角落里鬼鬼祟祟建立起的病菌制造窩點,致命性微生物都可以在這些實驗室里增殖。這一事實給全球生物安全風險增添了又一個維度,對陳薇來說,國家的生物安全時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雖然是極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但如果恐怖分子得到了世上僅存的裝有天花病毒的瓶子,那后果將不堪設想。”陳薇說。

    天花曾經是地球上最危險的疾病之一。十八世紀末,天花每年都會奪走約四十萬歐洲人的生命,僅僅在二十世紀,全世界范圍內就約有三億人死于天花。這種恐怖的病毒會讓患者身上長滿水皰,皰疹表面覆蓋著一層堅硬的外殼,里面充滿半透明的液體。中國人叫這種病“出痘”,一旦得上,大部分人會在痛苦中死去,僥幸活下來的皮膚上也會留下密密麻麻坑坑點點的結痂,讓人面目全非。那時的人們用南方傳來的一種土辦法治療天花——種痘。這種法子大概思路都是讓種痘的人先患上輕度的天花,出過疹子后精心護理,直至病癥消失,就相當于已經得過天花了,得過的人便終生不會再得天花。可以說,“種痘”就是最早期的疫苗療法。

    天花的肆虐一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徹底宣告結束。一九六五年,世界衛生組織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開展根除天花計劃,這場全人類的戰爭打了十四年,終于在一九七九年宣布天花作為一種疾病被剿滅。天花之所以被人類徹底打敗,一是因為人類制造出了安全高效的疫苗,二是因為它在人類中傳播得太久,并且人類是它的唯一宿主——只要免疫了地球上的人類,天花就將無處存活。

    盡管自然界中的天花病毒已經消滅了,但仍留下了兩套天花病毒儲備,它們被妥善保管著,一套在位于亞特蘭大的美國疾控中心,另一套在俄羅斯的國家病毒學和生物技術學研究中心。這兩處都是高封閉生物安全防護四級實驗室。對于是否要毀掉這些儲備的天花病毒是有爭議的,但是迄今為止尚無定論,原因是活病毒對疫苗和藥物的生產有潛在的益處。

    然而,世上沒有絕對的安全。二〇〇四年出自疑似天花病毒的干痂(scabs)在新墨西哥州的圣達菲被發現。它們被裝在一個信封里,上面標明裝有來自疫苗的干痂。這一發現說明,在某個實驗室冷凍箱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有可能存在著其他很多我們不知道的天花病毒。如果這些天花病毒被有意或無意釋放出來,后果便不堪設想。因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后,天花已經被消滅,人類不再接種疫苗。因此對天花病毒而言,這樣的一次釋放將會引發一場風暴,而對我們這一代不曾接種天花疫苗的人來說,則是一場滅絕性的災難。

    陳薇的擔心遠不止于此。生物實驗室,既是他們的戰場,有時也會成為危險的源頭。

    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在蘇聯、中國東北部的一場流行病所涉及的病毒和二十多年前一場疫情里的病毒幾乎一模一樣,可原來那種病毒在二十多年前那場疫情后沒再出現過。美國的科學家發現,最有可能的解釋,是某個實驗室里的病毒株意外落到了工作人員身上,然后從那里傳播了出去。

    非典之役

    抗擊埃博拉并非陳薇將軍打的第一場漂亮的阻擊戰,翻開她的簡歷,中國近二十年來每一場公共衛生領域的戰役中都有她立下的軍功。

    二〇〇三年春節剛過,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在廣東部分地區肆虐的消息傳到了北京。僅在父母家中待了三天的陳薇就從蘭溪老家被急召回京,當時的她已經是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應用分子生物學實驗室主任。

    陳薇憂心忡忡,但她顧不上那么多,眼下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用最短的時間消滅對手。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陳薇鉆進了實驗室——多年來的戰爭經驗告訴她,干擾素可能對抑制非典病毒有用。這個科研直覺,建立在她已經研究了三年之久的針對丙型肝炎治療的基因工程人ω干擾素之上。

    理由很簡單。從采集到的SARS病毒樣本發現,廣州病人和北京病人的病毒樣本存在顯著差異;而丙型肝炎之所以不像甲肝、乙肝那樣有專門的針對性的疫苗,恰恰是因為丙肝的變異性極強。于是,針對此次SARS冠狀病毒變種變異性強的特點,陳薇自然而然地想到,用針對丙肝的干擾素來對付SARS。

    為了避免疫情擴散,研究所要求所有與病毒打交道的科研人員也必須全部隔離。于是,陳薇收拾了簡單的生活用品,被“關”進了附近已經清空的空軍招待所里。

    和所有被隔離的科研人員一樣,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只剩下做實驗。在負壓的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里,和SARS病毒共處一室,為了防止感染,光防護服就得穿三層。做起實驗來常常一待就是八九個小時,不能吃飯,不能喝水,也不能上廁所。陳薇干脆穿著成人紙尿褲進實驗室。

    剛開始時誰也都不能保證ω干擾素抑制非典病毒“肯定有效”,除非實驗重復三次及以上且得到的結果相同,才能得出肯定的答案。負壓,加上混亂的作息,陳薇感到頭疼欲裂,這種痛苦常常伴隨著一種持續的、超常規的興奮,陳薇知道自己離終點越來越近了——科學家在苦苦尋找答案的時候,那種對于不斷逼近目標的感覺會越來越強烈。

    四月十六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確認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是引起SARS的病原體,陳薇的實驗驗證了ω干擾素對SARS病毒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這種抗病毒多肽類物質在細胞中可以阻斷病毒的復制,這就意味著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SARS病毒對人體的侵害。

    四月十九日凌晨四點多,等不到天亮,更顧不上吃早飯,一夜未眠的陳薇披上外套直奔實驗室。春末的北京寒意料峭,清冽的空氣刺激著她興奮的神經。再過一個多小時第三次重復試驗的最后一步——染色的結果即將出現。如果成功,就說明她當初的設想是對的。最后一戰了!成敗在此一舉。

    這種體外細胞實驗每做一次都需要四五天時間。第一天,在九十六孔的透明板子上鋪上細胞。第二天,加干擾素。第三天,加病毒,并給細胞四十八到七十二個小時的病變時間。最后一步,加染色用的結晶紫(俗稱紫藥水)。細胞如果還活著,就會被染成藍紫色,說明干擾素劑量有效,對細胞起到了保護作用。

    五點多,當窗外的天空漸漸明朗時,板子出來了。從左往右,藍紫色從濃逐漸變淡,呈現出規則的梯度變化。實驗結果證明:從細胞層面看,基因工程人ω干擾素對SARS病毒有明顯療效,而且陳薇掌握了干擾素有效劑量的臨界點。

    “肯定有效!我們可以阻擋SARS了!”走出實驗室時,她開心得像個孩子。

    陳薇隨即把消息上報給全國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當晚,央視新聞聯播報道了這一雪中送炭般的成果。報道還給了這組實驗數據一個特寫鏡頭。

    四月二十五日,經反復論證后,陳薇研究團隊將他們的發現果斷地申報了專利。中國科學家以最快的速度確認了干擾素對SARS病毒的抑制作用。十天后,美國才宣布確認了同樣的結論。四月二十八日,重組人干擾素噴鼻劑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正式進入臨床研究。

    此后的兩個多月里,為了繼續做臨床試驗,陳薇跑遍了全國七省市的三十一家醫院。在北京,小湯山醫院,這個僅用七天就建成的擁有一千張床位的野戰傳染病醫院,成為一處臨床試驗點。經過兩個多月的試驗,“重組人干擾素噴鼻劑”被證明預防SARS具有顯著成效。全國三十一所試驗醫院的一萬四千名醫護人員,在使用干擾素后,無一例感染。該成果于二〇一三年獲軍隊特需新藥證書和生產批件,被廣泛用于各類禽流感和腺病毒等呼吸道病毒感染預防,為此后的“神五”發射、“九三”閱兵及援非抗埃等重大活動醫學保障做出重要貢獻。

    陳薇的辦公室里放著一張照片,她和時任小湯山醫院院長張雁靈在醫院門口的合影。照片中,張雁靈笑著用手比畫了一個“〇”。這個“〇”,意味著醫護人員零感染,也意味著抗擊非典戰役中一次難得的勝利。

    這張照片的旁邊,是另一張差不多同期拍攝的照片。一個小男孩噘著小嘴抱著電視親吻屏幕里的人。照片中的小男孩叫麻恩浩,他隔著屏幕親吻的,是他一百天沒見著面的媽媽陳薇。

    二〇〇三年非典期間,麻恩浩四歲多,這個年齡還不知道什么叫“非典”,但他卻記得自己已經有一百多天沒有見到過媽媽了。一百多天,對于四歲的小朋友來說已經是個巨大的數字了。

    他每天都會問爸爸:“媽媽今天回家嗎?”

    直到有一天爸爸告訴他:“你媽要上電視了!”

    那天晚上,央視《焦點訪談》播出的時候,父子倆眼巴巴地坐在電視機前等著。

    “媽媽!”看到媽媽出現在電視上時,小家伙突然站起身,噘起小嘴親了上去。這一幕恰好被拿著相機準備拍點兒什么的爸爸給定格下來。

    在麻恩浩的記憶里,陳薇更像是他童年時光的一個剪影,有些模糊,也不太連貫。媽媽的陪伴是短暫的,就像她每一次回家都是短暫的一樣。三年級那年,汶川發生了地震,陳薇擔任國家衛生防疫組長,去了災區一線。好不容易從汶川回來后,陳薇又直接投入到了奧運安保工作中,成為軍隊奧運安保指揮小組專家組成員,帶隊負責鳥巢、水立方等在內的二十個場館的核、生、化反恐任務。那段時間,讀小學的麻恩浩只能通過電視新聞了解到媽媽的情況。

    雖然失去了一次又一次陪伴孩子的機會,但孩子的成長卻不斷給她帶來驚喜。現在麻恩浩已經開始主動參與到她的事業中來。做志愿者,去埃博拉疫區,陳薇看到了一個心地善良、樂于助人的孩子,一個懂得生活、懂得愛的年輕人。

    但這么多年始終有一件事讓陳薇難以釋懷。“非典”期間,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劉淇曾向她詢問藥物的安全性問題,她回答說:“我孩子四歲多,用干擾素治療SARS已經快兩個月了。”

    “在自己孩子身上用?如果出現萬一呢?”記者問。

    “不會有萬一。” 陳薇平靜地說。

    雖然心有虧欠,陳薇還是義無反顧地往前沖。“穿上這身軍裝就意味著這一切都是你該做的。我愿這一生都能和致命病毒短兵相接,為那些受困的生命打開希望之門。

    第六章 回到一切開始的地方

    時間:二〇一八年五月

    坐標:剛果(金)

    雖然世界衛生組織在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四日宣布西非埃博拉疫情終結,全人類都為之松了一口氣,但陳薇對抗埃博拉從未放松過一絲一毫。作為一名全人類優秀的病毒獵手,直覺告訴她:但凡稍有疏忽都將給對手以可乘之機,不論是老傳染病還是新傳染病,都不能等閑視之。陳薇心里很清楚,埃博拉仍然是一顆隨時可能爆炸的重磅炸彈,隨時都可能再次死灰復燃,它的傳播速度和致死率堪稱傳染病中的“超級病毒”,必須高度警惕,防止它卷土重來。

    二〇一八年五月,又一個春夏之交,在非洲的雨林深處潛藏了兩年之久的埃博拉再一次冒頭。它重新回到了剛果(金)那個名叫姆班達卡的地方。一九七六年,正是在掃蕩了姆班達卡四十多個村落與小鎮、奪去了難以計數的生命之后,埃博拉第一次在人類的歷史上留下了一道黑色的閃電。近半個世紀之中,赤褐色的埃博拉河沿著姆班達卡濃綠的雨林向著大西洋靜靜奔流,在平均壽命僅有五十歲的非洲國家,一代人早已逝去,關于非洲死神的傳說也早已成為部落酋長口中的故事。就在即將為人遺忘之時,埃博拉在剛果(金)西南部城市姆班達卡再次現形,衛生部門報道了第一個埃博拉確診病例。

    盡管包括當地政府和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所有機構都尚未發布疫情隔離措施,但零星出現的報道讓陳薇再一次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城市病例的出現,通常意味著在偏遠的雨林深處,在尚不為人知的村落里,早已出現了更多難以計數的埃博拉病人。更何況,姆班達卡位于剛果河畔,擁有百萬人口,且是去往首都金沙薩的貿易和交通要地。

    很快,疫情開始進一步蔓延。五月中旬,剛果(金)衛生部門宣布全國共報道疑似和確診病例四十二人,其中二十三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首批四千支埃博拉疫苗運至首都金沙薩。該疫苗由美國默克實驗室(Merck)研發,一直未經法律認可,但在二〇一四年西非大面積爆發疫情時,試驗表明該疫苗對控制病情有效。這是自兩年前該疫苗研發以來首次正式投入使用。

    在中國海關總署發布嚴防剛果(金)埃博拉疫情入境的公告之時,陳薇向上級組織提出了前往剛果(金)的申請。理由很簡單,不管是常駐剛果(金)的上萬名中國同胞,還是當地千千萬萬的黑人朋友,她的疫苗,是維護生命、戰勝死神的終極利器。

    兩年前,陳薇四次帶隊親臨塞拉利昂對國產埃博拉疫苗進行境外臨床,結果證實我們的疫苗安全、有效,且方便運輸、儲存。西非疫情結束之后,陳薇從未停止過對疫苗的研發和優化,改進后的新一代疫苗已經能對老人、小孩等特定人群進行更有針對性的接種,已公開的數據顯示,相比美國的疫苗,國產新一代疫苗無論在安全性、有效性和便攜性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

    陳薇充滿信心。二〇一八年六月,她沖破重重阻礙,幾經輾轉終于抵達疫區前線剛果(金)姆班達卡。站在埃博拉河畔,望著眼前奔騰不息的河水,她拍下了一張珍貴的照片。在一切開始的地方,她將有機會在這里結束一切。

    雨季的非洲很少放晴,天空在沉悶的暗灰色與酷熱的銀灰色之間隨意切換。閃電在遠處的深林劃過天際,悶雷從寬闊的河面上滾滾而來,肥大的雨點猝不及防地落下來,打在鳳凰樹的樹冠上。人們躲進街道兩邊商店的雨棚下,喝啤酒,唱歌,裸露的街道上一片紅色的泥濘。這是陳薇對于非洲城市的印象。此前她還從未去過真正的雨林深處。在她看來,那里才是非洲人的故鄉,不管穿得多么破爛,面臨多少苦難,他們都有自己的部落和村莊,那里是完全屬于他們的世界。

    從剛果(金)首都金沙薩前往埃博拉河所在的姆班達卡,嚴格來說并無陸路通行,雨季中,山洪與暴雨切斷了兩個城市之間的地面連接。陳薇帶著另外三個團隊成員登上了當地的一種小型飛機。

    上飛機前,每個人領了一件雨衣,沒有人知道這是干嗎用的,到了空中,外面下大雨機艙里下起小雨時,陳薇才相信之前她聽說過的故事:二〇一四年一架飛機在剛果(金)的勾馬墜毀,調查發現,事故起因是有名乘客把藏在袋子里的鱷魚帶上飛機,在空中,鱷魚掙脫束縛,受驚嚇的乘客在機艙四下逃竄,飛機最終失去平衡導致墜毀。

    這里的飛機多半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俄羅斯使用過的淘汰機型,有許多駕駛員也來自那里。關于戰斗民族飛行員開民航飛機的段子中國人并不陌生,但親自體驗卻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感受,有人發現他們在駕駛艙里抽煙,用谷歌地圖導航。這里的飛機就像公共汽車,時不時降落在雨林中的小城,上來一群牽著小羊羔的當地農民。同行的助理——一個剛剛結婚不久的博士生,被眼前的情境嚇壞了,她趴在窗口,望著腳下非洲的心臟地帶,開始害怕飛機著陸。跟下面深不可測的雨林相比,搖搖晃晃的機艙是很安全的所在……她開始有種前途叵測的感覺,她想也許自己不應該拋下父母和丈夫來到這里,有那么幾個瞬間,她懷疑自己將再也見不到最愛的親人了。

    陳薇沒有被嚇到。從狹小的舷窗望下去,熱帶雨林像無邊無際的黑色沼澤,剛果河則像一條銀色的巨蟒,纏繞著盆地底部的金沙薩,然后拐了個彎,向西南蜿蜒而去。最初的時候,埃博拉就是在這里的某處角落降臨人間,沿著巨蟒的身軀吞噬著雨林中的生命,直到河流的盡頭,匯入大西洋,抵達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落地前,她被眼前的景觀震撼:雨季剛開始,禾草依舊枯黃,合歡樹孤獨地撐開樹冠。但是這里沒有奔騰的河馬,沒有咆哮的獅群,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褐色的坑洞,大大小小,觸目皆是,分布在雨林與草原之中,那是當地挖礦留下的礦坑和雨林被砍伐燒毀后留下的瘡疤,從空中俯瞰,就像獵人布下的陷阱。她想起《血疫》中的話:地球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護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統察覺了人類的活動,開始發揮作用。大自然在試圖除掉人類這種寄生生物的感染,說不定艾滋病只是大自然的清除過程的第一步,如同埃博拉殘忍而純粹徹底,匆匆一現,又悄然離去。

    腳下的這個國家最大的經濟支柱之一便是伐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的伐木工程通常是將一片森林通通砍光,但在中非,在剛果(金),人們開始有選擇地伐木。一條條赤色的公路像在墨綠的雨林中打通的血管,密集地伸向雨林的深處。泥濘的公路一直修到擁有珍貴樹木的原始森林邊緣,越來越多的伐木工人被送到那里。

    新的伐木營地一個一個地出現,工人在密林深處鋪設道路、砍伐參天大樹、修建起一座座活動板房,將砍倒的木材切割運輸出去。工人聚集的地方變成了臨時的小鎮,小鎮里的居民要吃肉。當地人主要吃猴子、蛇,靠近河道的還能捕食鱷魚等野生動物。當地女人會把猴肉用柴火熏得焦黑,外面結成厚厚一層焦殼,然后頂在頭上到營地里販賣給臨時小鎮的外來居民。她們有時還會捎來幾條熏蛇,甚至熏小鱷魚,黑乎乎的一塊,從外表根本看不出來是什么東西,不過扒開焦糊的外殼,里面的肉倒是白白嫩嫩的,據說很是可口。

    這給雨林病毒的爆發制造了絕好的機會。從前獵人住在偏遠的村落里,狩獵區域以這些古老的村落為中心,以圓形向外輻射,對狩獵區域外圍的影響很小。伐木公路和臨時小鎮的興起給獵人提供了越來越多進入森林、布置陷阱、用獵槍擊斃野生動物的據點。越來越多的當地農民開始加入打獵的行業,他們把打死的或者不明原因死亡的猴子、猩猩背出雨林,沿著塵土飛揚的公路販賣到臨時小鎮上,有些還把獵物裝進碩大的筐子里頂在頭上,乘坐往來穿梭的運輸車輛到達城市里的農貿市場。在雨林深處潛藏了上萬年的病毒被喚醒,在那里,木頭、猴子和不為人知的病毒一起被裝上車,抵達剛果河上的大小碼頭,再被裝上船,運送到世界各地。

    而如今,陳薇有機會終結這個對手,同時她也知道,腳下這片土地必將創造出新的病毒。在一個人類優秀的病毒獵手看來,如果要給“最恐怖病毒”拉個排行榜,那么排在首位的既不是埃博拉、SARS,也不是艾滋,而是下一個“未知病毒”。環境在變化,物種在進化,生物防控領域的戰云從未消散,很難說人類不會在明天就遭遇恐怖病毒的致命侵襲。

    剛果(金)的雨林已經成為孕育新型病毒的搖籃,在最偏遠的村落里,流行病學家發現了蔓延全球的H1N1。在這些地區,科學家們找到了地方性病毒,也找到了像HIV這樣的世界性病毒株,它們以自己的方式沿著公路出行,傳染給居住在遙遠鄉村土地上的人們,連最偏僻的最古老的村落,新病毒進出的頻率都越來越高了。不同的病毒最終會落腳在同一個宿主身上,并在他的某個細胞內交換基因,生成一種新的鑲嵌體病毒。人類永遠無法預知,哪一天一種新型病毒就會突然顯形,越來越多的學者相信,新的一波生物安全風險即將來襲。但陳薇不相信病毒細菌是不可戰勝的。敵人來了,戰勝之,消滅之,為祖國筑起生物安全的盾牌——這是作為一名軍人的畢生使命,也是一個病毒獵手的終極追求。

    飛機在雨林中裸露的空地上著陸。機組人員很害怕,他們不肯多呼吸一口機艙外的空氣,飛機剛剛停穩就迫不及待地將醫生們趕出艙門,將行李搬下飛機——那是陳薇他們萬里迢迢從北京帶來的疫苗。飛機加速起飛,留下醫生們站在強烈的氣浪里。

    在當地衛生部門相關人員的陪同下,陳薇一行進入疫區的核心地帶。他們找到村鎮的首領,這是個本地出生的酋長,正深陷困境,心煩意亂。“我們處境艱難,越來越多的人生病,沒有醫生也沒有藥。更多的人餓著肚子,沒有干凈的水。”他對這群來自中國的黃面孔說,聲音開始顫抖,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小組里一個向導握著他的手說:“尊敬的村長先生,這些來自中國的醫生就是來幫助你們的。”村長安排好人手,保證用他能調動的一切資源配合他們開展工作。

    他們開始向村落北邊的埃博拉河推進。

    時值雨季,村里所謂的道路是被溪流切斷的一連串爛泥坑。當地租用的車子根本無法通行,他們只能肩背手提著幾十斤的包裹徒步前行。連綿不斷的大雨和令人窒息的雨后悶熱連番來襲,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極大的體力。他們穿過村莊,來到雨林的邊緣,被幾棵伐倒的大樹壘成的路障擋住了去路。和各種不知名的瘟疫打交道幾個世紀之后,村落里的長者學會了用這種土辦法來對付它們——隔絕村莊與外界聯系的通道,仿佛這樣就能保護村民不受瘟疫的侵襲。

    “這是非洲古老的傳統,在瘟疫爆發時,每個村落會樹起這樣的路障。”向導告訴他們,“外來者不能輕易進入。”

    突然,遠處有幾個黑人男子隔著路障對這群陌生人喊話。向導用當地的土語告訴他們:“這些是來自中國的醫生,我們來幫忙!”

    村民終于搬開樹木,清出一條縫隙,陳薇一行人手腳并用,“爬”過了路障,繼續深入森林。周圍是肆意生長的雨林,樟樹、柚木和不知名的熱帶樹種彼此糾纏,樹冠盤繞交錯,樹枝搖曳擺動,在雨中沙沙作響。偶爾傳來幾聲野生動物的呼號,向導解釋說也許是路過的猴群。經過幾個茅草屋,婦女抱著嬰兒,黑漆漆的屋里躺著分不清性別與年齡的人。據說村里的人會把患病的人送進村莊邊緣的孤立的茅草屋,讓他們在那里等死,這是非洲人流傳下來的對待瘟疫的古老傳統。有些死過人的茅草屋被付之一炬,有些則被遺棄在蓬亂的雜草中。雨林的植被繁盛,很快就吞噬掉人類存在的痕跡。病毒曾經在這個偏遠的村落里來回掃蕩,現在也許是消失了,更大的可能是潛伏起來了,伺機而動。就像它們曾經發動過的無數次偷襲一樣。

    “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凝視著你。”陳薇腦海中忽然跳出這句話。此刻,她感受到了對手的凝視。

    有時候你越是琢磨高危病毒,就會覺得它們不像獵物,而是越來越像獵食者。獵食者的特征之一就是無聲無息地潛行,有時候會埋伏很長時間,只為等待一個機會。一旦時機成熟,它們會毫不猶豫地突然發動襲擊。一切都在電光石火間。非洲的草原上、雨林中,這樣的獵殺無處不在。

    陳薇想起一部紀錄片中的鏡頭:荒莽的稀樹草原上,金黃的禾草高低起伏,四下無聲,一群斑馬和角羚列隊穿過,焦熱的空氣將它們的身影模糊成一團海市蜃樓。突然,埋伏在草叢中的一只母獅從斜刺里躥出,猛地咬住了一匹斑馬幼崽的咽喉,鮮紅的血柱噴濺出來,瞬間染紅了周圍的黃土。馬群驚慌地四散奔逃,一匹母馬發出悲愴的嘶鳴。母獅口中的獵物不再掙扎,騰起的塵土淹沒了它們的身影。很快,獅群的午餐結束,斑馬的骨骸上爬滿蒼蠅。

    人類早已站在食物鏈的頂端,被獵食的記憶在進化過程中被消除殆盡。作為一名天生的病毒獵手,陳薇始終會提醒自己,那些以人類為獵殺對象的捕食者就藏在咫尺之遙的這片森林中,它們已經在這里潛伏了很久,比人類要久得多。它們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至地球形成之時。它們中的一員捕殺并吞噬了這個村子里的人,如同草原上的獅群,不,它們遠比獅群可怕。

    兩個小時后,經過漫長而艱苦的跋涉,一條大河終于出現在他們面前。

    一天的大雨結束,落日的光從重重烏云中透射出來,河水從黃褐色變成金色、變成紅色、變成紫色。急流聲如雷鳴,奔騰不息。

    埃博拉河在當地土語中意為“大河”,陳薇想不出還有比這更恰當的名稱。大河寬闊、渾濁,河上長滿了一叢一叢的水葫蘆,如同黑色浮動島嶼,漂在寬闊的河道上。水葫蘆是河里才有的植物,堅韌的枝蔓和葉子糾纏成厚厚的一團,黏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它們長得很快,人們用盡各種辦法想消滅它們,但根本來不及。它們從南部的雨林漂過來,繞過河灣,又從急流處騰挪跳躍而下,雨水和河流像是要把樹林從非洲大陸的腹地扯走,讓它在河上漂,漂流到海洋,到遙遠的地方。

    匆匆一瞥,來不及做更多停留,陳薇一行要啟程前往下一個村莊。她不能讓自己慢下來。她要時刻準備著,到非洲的大河與群山之間,到任何一個需要她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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