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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魯斯特的小說創作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來源:外國文學評論(微信公眾號) | 黃晞耘  2019年09月15日21:07

              編者按: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普魯斯特小說創作帶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那次戰爭的爆發以及隨之而來的出版中斷,最終讓今天的讀者看到了一部與戰前出版計劃中的三卷本有很大不同的長達七卷的《追憶似水年華》。這部長篇巨著的創作與那個特殊的戰爭年代緊密聯系在一起,為我們直接或間接地保留下了那個時代的歷史印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普魯斯特的長篇巨著《追憶似水年華》只出版了第一卷《在斯萬家那邊》(1913年11月)。此后的數卷小說,普魯斯特都是在戰爭的氛圍中修改和擴充的。從1914年8月戰爭爆發到1918年11月停戰協定簽訂,歷時四年三個月的一戰不僅影響了普魯斯特的生活和思考,也不可避免地給他的小說創作打上了歷史的烙印。那次戰爭的爆發以及隨之而來的出版中斷,最終讓今天的讀者看到了一部與戰前出版計劃中的三卷本有很大不同的長達七卷的《追憶似水年華》。本篇論文嘗試較為具體地探討普魯斯特的小說創作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關聯,說明那場戰爭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普魯斯特的小說創作。

              馬賽爾·普魯斯特像

              一戰爆發帶給普魯斯特的第一個直接影響是小說出版的中斷。戰爭開始后,普魯斯特當時的出版商貝爾納·格拉賽及其手下的大部分工作人員都應征入伍,出版社的運作因而完全停頓下來。[1] 這一中斷便是四年,直到1918年底,小說的第二卷《在簪花少女的身影里》轉由伽利馬出版社出版。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此進入了《追憶似水年華》,成為最后一卷《重獲的時光》中貫穿故事時間的歷史背景。

              1914年8月3日,德國向法國宣戰,并于同一天穿過中立的比利時進入法國北部。戰爭剛一爆發,普魯斯特便陪同應征入伍的弟弟羅貝爾來到了巴黎火車東站[2],羅貝爾作為軍醫被派到后來成為“絞肉機”的凡爾登戰場。兩周后,普魯斯特的管家尼古拉·科丹和司機奧迪隆·阿爾巴雷也被征召入伍。[3]

              此時的普魯斯特疾病纏身,9歲起就患上的哮喘病已經逐漸發展成肺氣腫,并且影響到心臟。自1911年開始,心臟病的不時發作讓他意識到生命已經面臨威脅。1914年10月中旬,從卡堡回巴黎的火車上,普魯斯特突然感到呼吸非常困難。[4] 回到巴黎后,醫生出具的證明確認普魯斯特的健康狀況“完全不可能在軍隊中從事任何工作”。[5]

              在《追憶似水年華》的長篇敘事中,普魯斯特很少提到具體年代,但是到了小說的最后一卷《重獲的時光》中,他卻例外地提到了1914年和1916年。小說的敘述者在這兩個時間先后兩次從療養院返回戰爭時期的巴黎:“許多年里我已徹底放棄了寫作的計劃,呆在遠離巴黎的一家療養院里治療,1916年初那家療養院無法再找到醫務人員。于是我又回到了與第一次返回時大不一樣的巴黎。……那次是在1914年的8月,我回巴黎檢查病情,然后就返回了療養院。1916年我重新回到巴黎后頭幾天的一個晚上,因為想要聽到別人談論唯一使我感興趣的話題——戰爭,就在晚飯后出門看望維爾杜蘭夫人。”[6]

              從以上敘述開始,在小說最后一卷《重獲的時光》三分之一多篇幅里(從29頁到161頁,伽利馬出版社,巴黎,1989-1990年,下同),一戰的背景一直時隱時現地伴隨著人物的活動。

              一戰開始后一個多月,德軍曾一度逼近距巴黎只有40多公里的尚蒂伊,但是隨后在馬恩河戰役中被迫退至皮卡第的埃訥河一線。經過多次拉鋸戰,尤其是1914年10月至11月在法國和比利時邊境的伊瑟河戰役,德法雙方的軍隊開始僵持不下,戰線從西北部的北海海岸一直延伸到東南部的瑞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西線戰場就此進入了長達三年的陣地戰和消耗戰時期,法國人的地理概念也從此分為前方和后方。親歷了戰時后方生活的普魯斯特通過小說敘述者之口,為我們記述了許多當時的歷史細節:

              如果我走在街上,看到一個可憐的休假軍人在燈光照亮的櫥窗前把目光片刻停留,我就會感到難過,……因為他只是在六天中逃脫隨時會死亡的危險,并準備重返戰壕。……我知道士兵的不幸要比窮人的更大,而且更加感人,因為這種不幸更加順從、更加高尚,他在準備重返前線時看到后方工作的軍人們在預訂餐桌時擠來擠去,只是達觀地、毫不厭惡地搖了一下頭說:“這兒看不出是在打仗。”[7]

              對于前線的士兵,普魯斯特一直心懷同情與敬意。他認為雖然都是處于戰爭時期,但是與普通老百姓相比,上流社會的人畢竟在物質上要優越得多,他們“極其容易得到安慰”。在這一時期的創作筆記本上,他記下了不少前線士兵的通信地址,給他們“每個星期寄去煙草、糕點、巧克力”。[8]

              在戰爭逼近巴黎期間,這座藝術之都隨時面臨著敵機轟炸的危險。普魯斯特通過敘述者之口,為我們留下了這一特殊時期巴黎的一幅全景圖:

              幾小時前我看到的飛機就像昆蟲那樣,在晚上的藍天中呈現棕色的斑點,現在這些飛機已經進入黑夜,猶如明亮的火船,而路燈部分熄滅,使黑夜更加深沉。……我曾經在1914年看到巴黎的美幾乎是毫無防御地等待著敵人的威脅臨近,現在的巴黎和當時一樣,當然都有明朗得令人痛苦而又神秘的月亮那種不變的古老光華,在尚未受到破壞的古建筑物上投下其無用的優美。但是和1914年一樣的還有另外一種東西,甚至比1914年更多:各種不同的光線,斷斷續續的燈火,或者來自那些飛機,或者來自埃菲爾鐵塔上的探照燈。……夜晚像1914年時一樣美,正如巴黎像那時一樣受到威脅。月光仿佛是一種柔和、持續的鎂光,讓人們最后一次攝取旺多姆廣場、協和廣場等優美建筑群的夜景。與它們尚未遭到破壞的美形成反差,我對那些也許將摧毀它們的炮彈的擔心,更襯托出這種美的卓絕。[9]

              我們注意到,以上文字側重描寫的是面臨空襲威脅的巴黎所呈現出的“幾乎毫無防御的”美,筆調顯得較為平靜節制,敘述者自己的情感并沒有太多的流露。如果對照普魯斯特本人曾經表達過的強烈情感,我們會意識到,以上描寫經過了一次審美的過濾,作為藝術升華的小說已經不是對現實生活的簡單照搬。

              實際上,這段描寫源自普魯斯特本人1914年9月3日夜晚的一次漫步。那時德國軍隊正在逼近巴黎,城里的居民在8月29日晚上聽見了遠處德軍的大炮聲,第二天,一架鴿式轟炸機在巴黎上空扔下了五顆炸彈。看到這座自己深愛著的城市可能即將被敵人圍困,普魯斯特難過得無法抑制自己的哭泣,后來他在給朋友阿爾比費拉的一封信中袒露了自己當時的心情:

              馬恩河戰役勝利前的兩三天,當人們認為巴黎即將被圍困之際,我在一天夜里起床出了門。那晚的月色清醒而明亮,既安詳寧靜又像是在指責什么,既帶著母性又帶著譏諷。我不知道自己竟是如此地熱愛著這座遼闊的巴黎城,看著它優美卻毫無防御能力,等待著也許任何東西也無法阻擋的敵人奔涌而來,我難以抑制地嗚咽了。[10]

              除了巴黎,普魯斯特在小說中還寫到了戰爭期間敘述者的家鄉貢布雷。熟悉普魯斯特作品的讀者都知道,《追憶似水年華》中敘述者的家鄉貢布雷是以普魯斯特本人的家鄉伊利耶小鎮為原型的(為紀念普魯斯特誕辰100周年,1971年伊利耶更名為伊利耶-貢布雷)。該鎮毗鄰以哥特式圣母大教堂而著名的夏爾特爾,地處巴黎西南方向的厄爾-盧瓦爾省,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位于巴黎的更后方。

              《在斯萬家那邊》,普魯斯特著

              在1913年格拉賽出版社的《在斯萬家那邊》初版中,貢布雷的地理位置與伊利耶相仿,也是毗鄰夏爾特爾。[11] 敘述者兒時經常跟著長輩去“梅塞格利絲那邊”散步,有一天經過斯萬家花園時,外祖父提醒敘述者的父親說,此前一天斯萬曾說起他的妻子和女兒到附近的夏爾特爾去了(黑體為筆者所加)。

              然而,在一戰結束后由伽利馬出版社再版(1919年)的該卷小說中,普魯斯特有意將夏爾特爾改成了蘭斯,上述文字中外祖父告訴敘述者父親的那段話被改為:“你記得嗎!昨天斯萬說他的妻子和女兒到蘭斯去了。”(黑體為筆者所加)[12] 這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進入了《追憶似水年華》,而且直接殃及了敘述者的家鄉貢布雷,因為蘭斯地處巴黎東北方向的香檳地區,在小說后來講述的一戰期間屬于法德軍隊激烈交戰的前線。

              把貢布雷從后方改到前線,戰爭的威脅和破壞變得與敘述者更加直接相關。在《追憶似水年華》的最后一卷,敘述者提到他在一戰期間(1914年9月和1916年初)分別收到過吉爾蓓特的兩封信。[13] 吉爾蓓特是斯萬的女兒,敘述者的初戀對象。兩封信均寫自她父親斯萬的鄉間別墅當松維爾(位于“梅塞格利絲那邊”),毗鄰敘述者的家鄉貢布雷,一戰爆發后先是被德軍占領(第一封信),后又成為法德軍隊激戰的前線(第二封信)。在敘述者眼中,“斯萬家那邊”或“梅塞格利絲那邊”的鄉間小路是童年和少年幸福時光的象征,保存了他太多美好的記憶,他與吉爾蓓特的初次相識就發生在她父親那座鄉間別墅的花園旁。[14] 在第二封信中吉爾蓓特告訴敘述者:

              有多少次我想到了您,想到了那些因為您而變得美妙的散步。我們曾經足跡所至的整個這片地區,現在已經變成廢墟。這里發生過大規模的戰斗,為的是占領您過去喜愛的某條道路、某個小山頭,從前我們曾經多少次一起去過那里?……梅塞格利絲戰役持續了八個多月,德軍在那兒損失了60多萬人,他們摧毀了梅塞格利絲,但是沒能占領它。您過去十分喜歡的那條小道,就是我們稱之為山楂花斜坡小路的那一條(在那兒您說童年時代曾經愛上了我,而我卻對您肯定地說是我愛上了您),我無法告訴您那條小道有多么重要,它所通向的廣闊麥田就是著名的307高地,……法國人炸掉了維沃納河上的小橋,……德國人又建了另一些橋。在一年半的時間里,他們曾經占領了半個貢布雷,法國人則占領了另外半個。[15]

              吉爾蓓特信中提到的長達八個多月的“梅塞格利絲戰役”,影射的就是1916年2月至11月那場殘酷的凡爾登戰役。[16] 可以想見,敘述者在看到信上提及的“當松維爾”、“梅塞格利絲”、“貢布雷”這些家鄉的地名時,既備感親切又觸目驚心,因為它們正淪陷于戰火之中。從字里行間,我們能明顯感受到小說人物對家鄉的感情。我們同樣可以想見,當普魯斯特把敘述者的故鄉貢布雷從后方改為前線時,他想要表達的正是對處于戰火之中的祖國的深厚感情。

              在現實生活中,普魯斯特從不掩飾他對法蘭西的熱愛。1918年3至7月,為了趕在美國軍隊參戰和同盟國崩潰之前扭轉大勢已去的戰局,德軍統帥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在西線戰場發起了一連串的進攻,5月份突破了從亞眠、埃訥河、拉昂至蘭斯的協約國防線,30個師的德國軍隊再次逼近巴黎,5月29日已經抵達蘇瓦松。普魯斯特在《重獲的時光》中寫道:“德國人確實因為一道不斷更新的血的屏障而留在原地——離巴黎只有一個小時汽車的路程。”[17] 5月31日,普魯斯特在寫給朋友斯特勞斯夫人的信中說:“以前我從來沒有感到自己是如此地熱愛法國。您那么喜愛通往特魯維爾沿線的道路,一定會懂得亞眠、蘭斯、拉昂這些我常去的地方對于我來說意味著什么。……而對人的愛應該更甚于對物的愛,我贊美士兵為他們哭泣,更甚于為了教堂。”[18]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普魯斯特親身經歷了德軍貝爾塔遠程大炮、齊柏林飛艇以及哥達式轟炸機對巴黎的轟炸,這些轟炸的密集時期是1914年戰爭初期、1917年夏天和1918年的上半年。《重獲的時光》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景:“在這個時代,哥達式轟炸機經常來進行轟炸,所以空中一直有法國飛機警惕而響亮的嗡嗡聲。但有時會聽到警報聲,……直至消防隊員宣布警報解除為止。”[19]

              1918年1月30日夜晚,德國轟炸機飛臨巴黎上空。這天晚上,普魯斯特外出乘坐的出租車在半路上拋了錨,這時一顆炸彈就落在了鄰近的雅典街上。根據事后政府的公告,那個夜晚的轟炸共造成65人死亡,187人受傷。[20] 然而,病弱的作家普魯斯特卻并不懼怕、或者說并不能真切地意識到轟炸的致命危險。后來他通過小說敘述者之口解釋說:“既然你相信大炮不會在這一天打中你,怎么會去害怕它呢!再說,炸彈的扔下與死亡的可能這些念頭是分別形成的,絲毫沒有在我對德國飛行器經過的印象中增添悲慘的意味,以至于有一天晚上,我看見它們中的一架搖搖晃晃,在動蕩天空的一團團薄霧中時隱時現,朝我們扔下一顆炸彈,盡管我知道那是致命的,但卻只是把它想象成天上的恒星。”[21]

              的確,普魯斯特沒有真切地意識到轟炸的危險,事實上,他在轟炸期間甚至比其他人大多數人更加無畏。在1918年4月寫給蘇佐親王夫人的一封信中,普魯斯特提到,當他居住樓房(奧斯曼大街102號)里的其他住戶都去地窖躲炸彈時,他卻因為“不害怕轟炸并且還不認識通往自己地窖的路”而獨自一人待在地面上。[22] 不僅如此,他還在巴黎遭到轟炸的夜晚經常外出訪友。在1918年5月29日的轟炸中,普魯斯特所住樓房的院子里落進了很多彈片,而普魯斯特這時卻在防空高射炮的一片射擊聲中面不改色地從外面步行回家,他的女管家塞萊斯特回憶說當時在他的帽檐上都發現了彈片。“哎呀先生,看看落在您身上的這些彈片? 您居然沒有坐車回來!您就不害怕嗎!”普魯斯特回答:“不害怕。為什么要害怕呢!那場景實在是太美了。”[23]

              在作家普魯斯特的眼里,危險的轟炸場景為他提供了一次真切的觀察機會。作家的職業使命和敬業精神勝過了對死亡的害怕。作為一位具有非凡獨創性的天才,普魯斯特同時也是一個真正植根于現實生活的小說家,《追憶似水年華》中所有重要的事件、地點、人物,都是在某個或某些生活原型的基礎之上創造出來的。他將自己親歷的巴黎遭受轟炸之夜,寫成了《重獲的時光》中一段重要的情節:燈火管制中的同性戀妓院(就是在這里敘述者無意中偷窺到了德·夏呂斯男爵的色情受虐狂場景)。

              這段情節(原文從116頁到147頁)被置于巴黎遭到空襲的一個夜晚。敘述者向我們描述了當時的情景:“我漸漸走進這些網狀的黑暗街道……自從哥達式轟炸機對巴黎扔下炸彈以來,這條街上的旅館都已停業,……貧困、遺棄和害怕籠罩著整個街區。因此,我感到十分驚訝的,是看到這些被人遺棄的房屋之間有一幢房子恰恰相反,屋內的生命仿佛戰勝了恐懼和倒閉,……從每個窗戶關閉的百葉窗后面,透出因警察條例而變得柔和的燈光……”[24]

              隨后,小說情節的進展一直伴隨著這家同性戀妓院中各色人物對戰爭的議論。有人受不了滿屋子的香煙味希望打開玻璃窗戶,旁邊的人告訴他必須先把百葉窗關上:“您很清楚,由于齊柏林飛艇,所以禁止開燈。”此時有人說:“齊柏林飛艇不會再來了,報紙上甚至暗示,它們都給打下來了。”旁邊的人搶白道:“不會再來了!你知道什么!等你像我一樣在前線呆上15個月,打下你的第五架德國佬飛機,你才能談這個。不要相信報紙。昨天它們飛到貢比涅去了,打死一個家庭主婦和她的兩個孩子。”[25]

              就在敘述者準備和妓院老板于比安告別離開時,空襲突如其來地發生了:

              ……只聽到一聲炸彈的巨響,而此前并沒有發出過警報,……不久阻攔射擊就開始了,射擊聲猛烈得讓人感到德國飛機就在附近,就在我們的頭頂上。片刻之間,街道變得一片漆黑,間或只有某架飛得相當低的敵機照亮了它想扔炸彈的那個地點。……我在那些漆黑的地方兜著圈子,無法從里面走出來。最后在一片火光中,我終于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路,此時高射炮聲仍在不斷地噼啪作響。……我想到了于比安的那幢房子,也許那房子現在已經化為灰燼,因為我從那里剛剛一出來,一顆炸彈就落了在離我很近的地方。[26]

              當晚敘述者終于回到自己住處的情景,和前面提到的1918年1月30晚普魯斯特本人險些遭遇炸彈的情景幾乎如出一轍。“當我回到家里時,(解除空襲警報的)軍號聲終于響了,……我看到弗朗索瓦絲正和管家一起從地窖里出來,她以為我已經死了。”[27]

              小說情節與戰爭背景在以上章節里之所以交織得如此緊密,是因為戰爭從一開始就進入了普魯斯特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我們前面曾經提到,戰爭爆發后普魯斯特的弟弟羅貝爾就作為軍醫應征入伍。不僅如此,他最好的一些朋友也都上了前線,其中包括雷納爾多·哈恩、羅貝爾·迪米埃爾、亨利·巴爾達克和貝爾特朗·德·費訥隆。從那時起,戰爭便成為普魯斯特始終關注的對象。他與身處前線的朋友哈恩往來通信,“每天閱讀七份報紙”,甚至在一張軍用地圖上跟蹤戰局的發展。[28] 1915年5月,他在給寫給朋友夏爾·達爾東的信中說:“大家日夜在關注著戰爭,像我這樣沒有親身參加的人在想到戰爭時也許會更加痛苦。”[29]

              在戰爭進入第四個年頭的1918年4月,普魯斯特在寫給蘇佐親王夫人的一封信中總結了自己對戰爭刻骨銘心的感受:“我就不跟您提戰爭的事了。唉,我已經全身心被它占據,根本無法擺脫。我也無法再提到這場戰爭帶給我的希望與恐懼。我們不可能去談論那些刻骨銘心的、已經無法與自己分開的情感。”[30]

              在真實生活中他幾乎無法談論戰爭,因為有太多直接的、切膚的痛楚。于是他將戰爭寫進了小說,在小說的世界中記錄下自己對戰爭的觀察、思考和評論。《重獲的時光》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從夏呂斯男爵到圣盧,從布里肖、戈達爾、諾布瓦到維爾杜蘭夫人,從敘述者本人到吉爾蓓特和女傭人弗朗索瓦絲,無論是民族主義者還是和平主義者,都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立場談論著戰爭。

              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以文學創作為天職的小說家,普魯斯特始終都在有意識地利用戰爭這一特殊背景來表現和豐富《重獲的時光》中各種人物在戰爭時期的遭遇、情感、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念。在一戰氛圍中寫成的這卷小說經常影射當時一些現實人物的言論,其中就有持強烈民族主義和好戰立場的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克·馬松、音樂家圣·桑、作家科克多和巴雷斯等等。

              小說中巴黎大學教授布里肖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布里肖這樣的人在戰前是軍國主義者,主要指責法國不夠軍國主義,現在則不滿足于指責德國過于軍國主義,……只要是涉及減慢反德戰爭的步伐,他們一定會改變看法,并用正當的理由譴責和平主義者。”[31] 另外一名參與制定了“三年服役法”的民族主義者邦當先生則“希望看到德國四分五裂,……也希望看到威廉(德皇威廉二世)被軍法處決身中12顆子彈,在此之前,他不愿聽到別人談論和平。總之,他被布里肖稱作‘打到底主義者’,他可以獲得公民責任感的最佳證書。”[32]

              在這些好戰的民族主義者和沙文主義者中,普魯斯特專門寫到了布洛克等人對待戰爭的矛盾與虛偽:“布洛克只要被認為‘適合入伍’,就會對我們發表惡毒攻擊軍國主義的政治言論,但當他以為自己會因為眼睛近視而退役時,他也許會發表沙文主義十足的聲明。”[33]

              與上述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貴族德·夏呂斯男爵的和平主義立場,敘述者向我們解釋了背后的原因:“德·夏呂斯先生具有罕見的道德品質,他富有同情心,慷慨大方,對人友愛、忠誠,然而,由于各種原因——其中之一是他的母親是巴伐利亞州的公爵夫人,這點可能會起作用——他沒有愛國主義。因此,他既屬于法國軀干,又屬于德國軀干。”[34]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夏呂斯比大多數進行好戰宣傳的人都清楚地認識到,戰爭并不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它意味的是鮮血與殺戮,是無數鮮活生命的毀滅。針對報紙上有人談到戰爭對文物和雕像造成的毀壞,夏呂斯不無反感和憤怒地對敘述者說:“但是,那么多美妙的年輕人就是無與倫比的彩色雕像,殺了他們不也是破壞文物!一座城市如果失去了漂亮的人,不等于是一座所有的雕像都被毀滅的城市!”[35] 因此在夏呂斯看來,“想繼續進行戰爭的人同發動戰爭的人同樣應該受到譴責,也許更應該受到譴責,因為他們可能沒有預見到戰爭中的一切慘狀”[36]。事實上,一戰爆發之前德法兩國的輿論都在為戰爭推波助瀾,兩國的民眾都在迫不及待地渴望戰爭爆發,都以為自己國家能夠迅速取得勝利。1914年8月戰爭打響時,法國人和德國人都一樣群情激昂。[37] 但是誰都沒有預見到戰爭一打就是曠日持久的、殘酷的四年,無數生靈涂炭,歐洲文明遭到無情的蹂躪。[38]

              在《重獲的時光》中,普魯斯特真正欣賞和贊揚的是那些既不懷有狂熱民族仇恨又勇敢無畏投入戰爭的英雄。愛國但并非民族主義者[39]的貴族羅貝爾·德圣盧就是這樣一個典型。圣盧從來不會咬牙切齒地表達對德國人的仇恨。沙文主義者布洛克指責圣盧提到德皇時總是稱呼“威廉皇帝”而不是直呼其名“威廉”,他認為這是一種害怕的表現。然而非常了解圣盧貴族教養的敘述者告訴我們:“我認為,即使在斷頭臺的鍘刀下,圣盧和德·蓋爾芒特先生也是會這樣說的。如果上流社會的兩位先生單獨生活在一個孤島上,即使不需要向任何人顯示高雅的舉止,也會從這些教養的痕跡中辨別出彼此的身份,……即使被德國人嚴刑拷打,圣盧也只會說‘威廉皇帝’。……與布洛克那種怯懦而又自吹的庸俗相比,這種優雅的尋常舉止更顯得美妙,尤其是帶著與之聯系在一起的所有隱蔽的寬厚和沒有表露的英雄主義。”[40]

              同樣,圣盧也從來不把勇敢掛在嘴邊。敘述者告訴我們,在圣盧的勇敢中包含著真正貴族特有的禮貌:“這種習慣一方面使他去贊揚別人,而卻對自己做了好事閉口不談,……另一方面又使他把屬于自己的財產、地位乃至生命看得微不足道,并奉獻給別人。總之,這說明他的本性確實高貴。”[41]

              圣盧反對沙文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那種好戰精神,同時由衷地贊揚前線士兵的英雄主義。他在寫給敘述者的信中說:“如果你看到所有這些人,特別是那些老百姓、工人、小商人,看到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身上蘊藏的英雄主義,……在槍林彈雨中跑去搶救戰友、運走受傷的長官,看到他們自己被子彈擊中后在彌留之際露出微笑,因為主任醫生告訴他們戰壕已從德國人手里奪了回來,我向你保證,親愛的老弟,這會使人產生出對法國人的美好看法,使人能夠理解我們在課堂上曾經感到有點不同尋常的那些歷史時期。史詩是那樣美,你會和我一樣,感到詞語已無法表達。”[42]

              與他所贊揚的那些戰場英雄一樣,圣盧本人先是在前線負了傷,后來又在掩護他的士兵撤退時被打死。[43] 在敘述者滿懷友情追思的這個朋友身上,我們隱約可以看到普魯斯特一些朋友的影子:貝爾特朗·德·費訥隆于戰爭爆發后不久的1914年12月17日身負重傷,后來不治而亡。[44] 一個月后,加斯東·德·卡雅韋在前線死于尿毒癥。1915年5月中旬,普魯斯特另一位好友羅貝爾·迪米埃爾中彈身亡。[45]

              盡管普魯斯特悲傷之時幾乎不愿意和朋友談論戰爭,但是他在第一次大戰期間的書信和小說創作仍然為我們直接或間接地保留下了他對那場戰爭的看法。這位大作家對祖國法蘭西懷有深厚的感情,但是他并沒有因為法德交戰就對德國、尤其是德國文化持仇視態度。他反感報紙上一些人(例如音樂家圣·桑和扎馬科伊)攻擊瓦格納和理查·斯特勞斯、對德國文化全面抹黑的做法[46],在他的心目中,藝術與現實生活屬于不同的范疇,藝術高于戰爭和仇恨。在1914年11月致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設問:“如果我們開戰的對象不是德國而是俄羅斯,那些人又會針對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些什么呢”[47] 1918年11月11日停戰協議簽訂后的第二天,普魯斯特在寫給朋友斯特勞斯夫人的信中說:“在所有的和平中,我最希望的是不在人的心中留下任何仇恨的那一種。”[48]

              一戰前的1913年12月8日,普魯斯特在寫給朋友安德烈·博尼耶的信中提到了他的小說創作:“一切都已經寫出來,但是一切都還有待修改。”[49] 的確,普魯斯特本來在1913年就已基本上完成了他的長篇小說,共計1500頁左右。1913年2月,他建議出版商貝爾納·格拉賽將小說分為三卷出版(而不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七卷),這三卷的標題分別是:《在斯萬家那邊》、《蓋爾芒特家那邊》、《重獲的時光》。

              在1913年11月14日的《法蘭西出版目錄》上,格拉賽出版社已經預告了《追憶似水年華》“三部曲”的后兩卷“將于1914年出版”。[50] 到1914年6月上旬,小說第二卷《蓋爾芒特家那邊》的校樣已經排出(內容與我們現在看到的仍然沿用該標題的第三卷有很大不同),第三卷《重獲的時光》的初稿也已經完成,只待修改。在這一版本里尚不存在以阿爾貝蒂娜這個人物為中心的大量章節(雖然這個人物的名字已經在1913年的手稿中出現),更沒有后來成為《重獲的時光》重要背景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就在這個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戰爭導致了《追憶似水年華》出版的中斷,但同時也給普魯斯特帶來了此前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用于修改、擴充和調整小說的時間。[51] 如前所述,首先是戰爭被及時寫進了最后一卷《重獲的時光》,在該卷三分之一多篇幅里,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重要背景一直時隱時現地伴隨著人物的活動。[52] 其次,他在原計劃中第二卷《蓋爾芒特家那邊》的基礎上,以蓋爾芒特家族、尤其是德·夏呂斯男爵為中心人物,先后修改擴展出了兩卷小說:《蓋爾芒特家那邊》(第三卷)以及《索多姆和戈摩爾》(第四卷)。第三,就在一戰爆發之前,普魯斯特剛剛經歷了一次強烈的感情挫折(即他與私人司機阿爾弗雷德·阿戈斯蒂奈利的同性戀糾葛)[53],這段經歷很快就以異性戀的形式(小說敘述者與阿爾貝蒂娜)被寫進了小說[54],并且演變發展為《追憶似水年華》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普魯斯特大幅度擴充了原計劃中第二卷(《蓋爾芒特家那邊》)關于敘述者兩次巴爾貝克之行的內容(“地名:那個地方”),將這一部分與“斯萬夫人周圍”一起分離出來,以《在簪花少女的身影里》為題構成了原計劃中沒有的新的第二卷,又在此基礎上擴展出了小說的第五卷《女囚》和第六卷《失蹤的阿爾貝蒂娜》。加上修改后的最后一卷《重獲的時光》,到1922年普魯斯特去世時,《追憶似水年華》已經從1913年的三卷擴展為七卷,篇幅也從1500多頁增加到3000多頁。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普魯斯特小說創作的重大而深刻的影響:那次戰爭的爆發以及隨之而來的出版中斷,最終讓今天的讀者看到了長達七卷的《追憶似水年華》[55],這部長篇巨著的創作與那個特殊的戰爭年代緊密聯系在一起,為我們直接或間接地保留下了那個時代的歷史印記。

              [1]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1871-1922(Paris,Ed. Tallandier,2008 ) 690.

              [2]Marcel Proust,Correspondance,choix de lettres par Jér?me Picon(Paris,Ed. Flammar ion,2007)224.

              [3]Jean-Yves Tadié,Marcel Proust II,Biographie(Paris,Ed. Gallimard,1996)240.

              [4]Marcel Proust,Correspondance,choix de lettres par Jér?me Picon,221.

              [5]Jean-Yves Tadié,Marcel Proust II,Biographie,245.

              [6]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Paris,Ed. Gallimard,1989-1990)29.

              [7]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41.

              [8]Jean-Yves Tadié,Marcel Proust II,338.

              [9]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109-110.

              [10]Lettreà Albufera,mars 1915,citée par Jean-Yves Tadié,Marcel Proust II,Biographie,240-241.

              [11]在1913 年的格拉賽版本中,貢布雷毗鄰夏爾特爾。參見:Jean-Yves Tadié,Proust et le roman(Paris,Ed.Gallimard,2003)279。

              [12]Marcel Proust,Du c?té de chez Swann(Paris,Ed. Gallimard,1987-1988)134.

              [13]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58.

              [14]Marcel Proust,Du c?té de chez Swann,139-140.

              [15]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63.

              [16]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1871-1922,692.

              [17]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79.

              [18]Lettre à Mme Straus,27 mai 1918,citée par Jean-Yves Tadié,Marcel Proust II,Biographie,339.

              [19]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84.

              [20]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742.

              [21]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109.

              [22]Marcel Proust,Correspondance,choix de lettres par J ér?me Picon,272.

              [23]Céleste Albaret,Monsieur Proust(Paris,Ed. Robert Laffont,1973)122-123.

              [24]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116-117.

              [25]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119-120.

              [26]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140.

              [27]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147.

              [28]Lettresà Lucien Daudet,fin févr ier et mi-mars 1915,Correspondance,choix de lettres par Jér?me Pico n,224-225.

              [29]Lettreà Charles d’Alton,mai 1915,citée par Jean-Yves Tadié,Marcel Proust II,Biographie,253.

              [30]Lettreà Madame Dimitri Soutzo,avr il 1918,Correspondance,choix de lettres par Jér?me Picon,271-272.

              [31]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85.

              [32]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35.

              [33]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48.

              [34]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81.

              [35]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100.

              [36]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103.

              [37]Marc Ferro,Histoire de France(Paris,Ed. Odile Jacob,2001)343.

              [38]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有近140 萬士兵陣亡,占全國勞動力人口的10. 5 %,另有100 多萬人傷殘。參見René Raymond,Le XXe siècle(Par is,Ed. Fayard,1996)19。

              [39]參見Hiroya Sakamoto,La guerre et l’ allusion litt éraire dans Le Temps retrouv é,in Proust,la mémoire et la litt érature,sous la direction d’ Antoine Compagnon(Paris,Ed. Odile Jacob,2009)210。

              [40]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47.

              [41]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50.

              [42]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60.

              [43]Marcel Proust,Le Temps retrouvé,153.

              [44]Jean-Yves Tadié,“Chronologie,” Magazine littéraire(octobre 1987,N0 246)20.

              [45]Jean-Yves Tadié,Marcel Proust II,249.

              [46]參見Hiroya Sakamoto,La guerre et l’allusion litt éraire dans Le Temps retrouvé,204-218 。

              [47]Jean-Yves Tadié,Marcel Proust II,245.

              [48]Lettreà Mme Straus,11 novembre 1918,citée par Jean-Yves Tadié,Marcel Proust II,341.

              [49]Lettreà André Beaunier,8 décembre 1913,citée par Jean-Yves Tadié,Marcel Proust II,198.

              [50]關于1913 年格拉賽出版社預告的三卷版本內容,參見Jean-Yves Tadié,Proust,le dossier(Paris,Ed. Belfond,1983)25-26 。另參見Jean-Yv es Tadié,Marcel Proust II,Biographie,197-198。

              [51]參見Pie rre-Edmond Robert,“Des manuscrits par milliers,” Magazine litt éraire(octobre 1987,N0 246)34-36。

              [52]參見Pie rre-Louis Rey et Br ian G. Rogers,Préface,Le temps retrouvé(Paris,Ed. Gallimard,1989-1990)XIV-XV。

              [53]Jean-Yves Tadié,Proust,le dossier,316-323.

              [54]Jean-Yves Tadié,Proust,le dossier,328.

              [55]參見Gérard Genette,La question de l’ écriture,in Recherche de Proust(Pa ris,Ed. du Seuil,198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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