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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魯瑪評《安妮·法蘭克日記》:苦難的果實

              來源:澎湃新聞 | [荷]伊恩·布魯瑪/文 石晰颋/譯  2019年09月16日15:13

              1942年,安妮·法蘭克十三歲時,她開始記日記。兩年后她的日記戛然而止——寫下最后一篇日記三天后,她和家人被黨衛軍從他們在阿姆斯特丹的藏身之處抓出來,并被送往一個位于荷蘭的集中營,隨后在1944年9月,他們被塞進了最后一班開往奧斯維辛的列車的擁擠的牲畜車廂。在饑餓、虛脫和斑疹傷寒肆虐下,1945年4月安妮和姐姐瑪戈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去世,幾周后,英國軍隊解放了那個集中營。

              梅普·吉斯(Miep Gies)曾幫助過法蘭克一家,保存了安妮的日記,并在戰后轉交給她的父親奧托。他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這份日記在他修訂后先是被荷蘭的幾家出版社拒絕,等到1947年才首度出版。在刪除了一些有關德國人的不滿言論后,于1950年出版了德文本。但要等到1952年雙日出版社在美國發行這本書后,它才真正揚名世界。當時的編輯芭芭拉·齊默爾曼(Barbara Zimmerman)是安妮·法蘭克的同齡人,她婚后成為芭芭拉·愛潑斯坦(Barbara Epstein),并與友人共同創立了《紐約書評》。如今這本日記已經被翻譯成超過六十種語言,在日本甚至還有了漫畫版。

              是什么讓這本日記能夠在大屠殺的各種記錄里獨樹一幟?是因為作者還只是一個年輕女孩,從而為這個故事加入了一層純真被殘暴碾碎的悲憫嗎?還是因為當這本書問世的時候,針對猶太人的大規模謀殺仍然被包裹在有罪的沉默中,而她為那些無人哀悼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張人性的面容?或者是否因為這本日記的某種語氣與風格,將一個早熟少女的文字轉化為一部文學作品?

              這種基督教的意象并非巧合。猶太人沒有圣徒。但猶太人紀念大屠殺的某些事例仍然被基督教化了。圣徒現象與烈士相連。一座位于洛杉磯的大屠殺紀念中心就名為烈士紀念館和大屠殺博物館。烈士并不僅僅是一名受害者。烈士為了某種理想而獻身;像基督那樣,他們為了某種理念、某種原則、或者某項事業而犧牲自己。宗教般的信念浸透在他們的鮮血中。烈士為我們提供了某種獲救的機會。他們遭受的苦難應當使他們更加高貴,也使得那些敬拜他們的人與有榮焉。

              將安妮·法蘭克視作烈士的提法并非完全由基督徒發明。奧托·法蘭克畢生致力于將他女兒的日記作為一個充滿希望和救贖的故事來推廣,將這本書描述為“在猶太人的苦難中結出的果實”。當然,人們可以從任何神圣的文本中汲取經文,以證明有時相當矛盾的觀點。正因如此,人們可以在安妮·法蘭克的日記中找到詞句,來證實猶太人所遭遇的“殉難”具有特殊意義的觀點。在1944年4月11日,她寫道:“在世界的眼中,我們在劫難逃,但如果經歷了所有這些苦難之后,仍有猶太人存活,那么猶太人將被視為一個范例。誰知道呢,也許我們的宗教能夠教誨全世界及世界上所有人關于良善,這就是我們必須受苦的原因,唯一的原因。”

              讀到這里,我想起了已故的阿莫斯·奧茲在接受一家德國報紙采訪時所談到的,當時的話題是基督教通過苦難獲得凈化的理念。奧茲說,在很多人眼中,猶太人被大屠殺而“凈化”,“就像毒氣室里的淋浴噴頭向受害者噴出了道德上的消毒劑”。這也許能夠解釋反猶太復國主義的一些極端觀點:猶太人應當比其他人更好,更圣潔;因此猶太人的不當行為應該遭到特別的譴責。

              將安妮·法蘭克日記作為某種救贖的來源或者至少是安慰的概念,在1955年,經由兩位好萊塢劇作家弗朗西斯·古德里奇和艾伯特·哈克特撰寫的話劇獲得了進一步的宣揚。該劇中著名的結束語摘自她1944年7月15日的日記:“盡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人心本善。”由此,本應在安妮的悲慘死亡中結束的故事,被賦予了令人振奮的好萊塢式結局。

              然而,這句話的語境并非積極向上。安妮寫下這句話的時候,正在與絕望斗爭。在那句引文的同一段,她寫道:“我聽到雷鳴步步進逼,那雷聲有一天也會摧毀我們,我感受著數百萬人所遭受的苦難。”但她也認識到“將我的生活構建在混亂、痛苦與死亡的基礎之上”是不可能的。在這次抓住一線希望的嘗試之前一個月,她也曾表露過對人性的某種更加暗淡的認識:

              我不相信這場戰爭僅僅是政客或者資本家造成的。不,每個人都同樣有罪……人人都有一種破壞性的沖動,憤怒、謀殺和殺戮的沖動。直到所有的人類,無一例外地經歷徹底轉變之前,戰爭將繼續爆發,所有被精心建造、培育和種植的東西都將被砍伐和摧毀,只為了從頭再來!

              這樣的情緒并不能讓安妮·法蘭克成為全球敬拜的對象。也很難想象在1959年的電影中,由米莉·柏金斯飾演的安妮·法蘭克,也會懷有這樣的想法。這也不是奧托·法蘭克想要強調的一面。過多地關注安妮·弗蘭克和其他數百萬人遭受的慘狀,會讓生活難以忍受。堅守她的圣潔形象,那個仍然在人類如此不堪的墮落行徑中尋找希望的無辜年輕女孩的形象,能夠更加撫慰人心。安妮·法蘭克在世界各地(以及在本文所評論的這本書的封面上)被廣泛復制的最常見的形象,是她甜美微笑的畫面。

              這能夠解釋為什么一個年輕女孩的日記已經被數百萬人閱讀,但它并不能向我們展示這份文本更多的文學價值。我認為這本日記以及安妮寫下的一些關于她的躲藏生活的草稿的力量,都在于她并非圣人這一事實。她也不是烈士。首先,她并不想犧牲自己;她想活下去。而且,她所遭受的苦難,以及那些與她同命運的人的苦難,并無特殊意義。大屠殺的受害者并非為某種事業而死;他們喪生是因為那個執行種族滅絕的政權決定他們無權活下去。

              這本書能有這樣非同一般的反響,必然與安妮作為一個少女的身份有關。謀殺一位脾氣暴躁的老人,雖然同樣令人發指,但就沒有那么凄美。對于很多人來說,安妮·法蘭克是一位圣人。法蘭克一家和另外四個猶太難民躲藏的公寓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王子運河河畔,如今已經成為圣地,數百萬人來此拜訪,他們在此落淚、留影、獻花,凝視著由安妮收集的電影明星別針裝飾的近乎神圣的墻壁。奧托·法蘭克曾經收到過一封來自一位神父的信,信里提到這位神父曾經向安妮祈禱,就像她是一位真正的圣徒那樣。在日本的西宮市有一座安妮的玫瑰教堂。鹽湖城的摩門教徒們為安妮追授了一場洗禮,將她納入他們之中。甚至有人宣稱曾經目擊安妮顯圣。幾年前,在他們躲藏之處后面的花園里的一棵七葉樹患了病將被砍倒的時候,人們發起了一個運動來試圖保留它。安妮曾經在后窗的窗簾縫隙中看著這棵樹,它因此成為一個珍貴的遺跡,需要得以保留。這棵樹終究沒能活下來,但在它被風暴吹倒之后,有些訪客們從樹樁上剝取木片,像真十字架的殘片那樣珍視它。

              作為寫作者的安妮的尖銳目光也揭穿了那個粉飾是非的神話:共同的痛苦使人們更加善良。與安妮同時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普里莫·萊維寫道,最卑劣的人往往能幸存下來,“自私者、暴力者、麻木不仁者”,而“最好的人都死了”。安妮并未描述集中營內的生活。她的日記中的世界是另一種不同類型的監獄,在一些勇敢的人的幫助下,那里的囚犯仍然可以獲得足夠的食物,仍然可以洗漱、有干凈的衣服穿、能夠讀書,能夠堅持一定程度的文明尊嚴。

              但那里仍然是一個監獄,里面的人生活在持續的恐怖之中,而且不知道他們的刑期會在何時或如何結束。安妮不得不與一個脾氣暴躁的中年牙醫共用她狹小的臥室,她以前從未見過此人,她稱呼這個人叫杜塞爾(意為“傻人”)。在奧托·法蘭克的果醬公司倉庫和辦公室的秘密“附樓”里的居民時常不得不完全沉默地生活幾個小時,以免向任何旁人暴露他們的存在。這種被迫的緊密關系,即使在最具善意的人與人之間,也會迅速帶來瑣事和惡意:食物的分配、利用衛生間的時間、或者使用書桌的時間,都會引發沖突。輕微的調情也會引起嫉妒爆發;重復敘述過太多次的意見或故事也會引人煩惱。這一切都沒有逃脫安妮的注意:“附樓中的關系一直在變得越來越糟。我們都不敢在吃飯時張嘴(除了張嘴吃東西),因為無論我們說什么,有人一定會怨恨它,或者以錯誤的方式來看待。”

              安妮在她的日記里描述的,就是薩特的名劇《禁閉》中的那種封閉空間,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巧合。這部劇作誕生于1944年,與安妮寫下她的日記恰是同時。他用的語言是“他人即地獄”,而安妮日記的結束語,也不是她對希望的描述,而是:“……如果這個世界沒有其他人的話。”

              作為那一代荷蘭人中最有名的小說作家,哈里·穆里施(Harry Mulisch)比安妮·法蘭克年長兩歲(他于2010年去世)。他自己對戰爭的癡迷源自他復雜的背景:母親是猶太人,父親是奧地利納粹黨人。穆里施于1986年在柏林發表的演講中討論到安妮的日記是否可以被視為文學作品。他景仰這本日記,并被它所感動,但他的結論認為它不能被歸類為文學,因為它是真實的。他認為,“真實總是意味著缺乏自由:事物就如同其本身那樣。然而在文學中,事物并不是那樣”。

              如今這已經是一種過時的觀點,我們不再相信文學必須是虛構的。安妮·法蘭克想成為一名文學寫作者。她曾經寫道,她的“最大愿望”是“成為一名記者,隨后成為一名著名作家”。當她聽到倫敦的一個荷蘭語電臺的廣播,呼吁人們記錄德國占領下的生活時,安妮重寫了她的日記,打算將其作為一本名為《秘室》的書出版。在寫日記的同時,她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一些關于她學校生活的回憶,以及描繪她的家人和朋友的速寫。這些文章將首次在《文集》中出版,它們展示了某種剛剛起步的天賦,但僅僅是練筆。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她的寫作能夠如何發展。但這本日記,無論穆里施怎么說,都是一項了不起的文學成就。

              她選擇的這種形式旨在表現出一種親密感。安妮是“尤德修”叢書的忠實讀者,這套書由茜茜·范·馬克斯維爾特在1920年代為少女創作。范·馬克斯維爾特筆下的故事常常通過日記和書信來敘述。在她書中的一個名叫基蒂的女孩的角色啟發下,安妮把她的日記中的部分篇章寫成了給基蒂的信,作為她想象中的朋友。這使她能夠傾訴她的感受,其中包括了一些相當苦澀的內容,同時也記錄了她在附樓中的“禁閉”生活。

              這本日記帶來的一個啟示是安妮對外部世界狀況的了解程度,主要的渠道是聽BBC,當然在當時這是被禁止的。她在1942年10月9日的一篇日記中提到了猶太人正在被送進毒氣室,這足以摧毀戰后人們普遍宣稱的“當時不可能知情”的觀點。但這本日記的文學價值不僅僅在于歷史方面。安妮的故事實際上是關于成長,包括理智、情感和性的方面,這一切發生在那個囚籠里,還必須與成群的相互爭吵的成年人共處,這些成年人過于恐懼和自私,無法給予她所需的關注。

              她精彩地描述了她的內心生活:“我想春天已經在我體內。我感受到春天的覺醒。我全身全心都有這種感覺。我必須強迫自己的行為保持正常。我處于一種完全混亂的狀態……”她享受與彼得的第一次親吻,那是一個比她年長的男孩,也躲藏在附樓里。但與她在身體里的變化同樣自然的是她的預感:“我看到我們八個躲在附樓里的人,就像是被一片不祥的烏云包圍的藍天。我們腳下的圓形的一片地仍然是安全的,但是云層正在向我們涌來,在我們與逼近的危險之間的圓環形地帶正在被逐步收緊。”

              正是這種內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間的緊張關系,如此巧妙地交織在一起,使得這本日記能夠帶來不同凡響的、甚至有時令人難以忍受的沖擊力。讓安妮·法蘭克成為一個圣人或某種集體認同的象征,就會錯過她成就的本質。她死后的悲劇——也是她獲得全球聲望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這恰恰是人們所做的。

              荷蘭人很早就將她視如己出(現在不那么強調了),因為安妮可以被塑造成一個象征荷蘭在戰爭中無罪的象征,盡管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她是被某個荷蘭人出賣了,而且百分之七十五的荷蘭猶太人被帶走然后被殺害,這個比例高于西歐其他任何地方。沒有荷蘭人通敵,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實上,自從安妮全家在1933年從德國移民來此之后,她的德國護照被收走,也從未持有荷蘭護照,盡管她“在戰爭后的第一個愿望是成為荷蘭公民。我愛荷蘭人。我愛這個國家,我喜歡這種語言,我想在這里工作”。 

              美國人以另一種方式對安妮聲稱主權,通過話劇和電影將她變成了一個活潑的美國少女。當話劇在百老匯上演時,一位被深深打動的美國女學生向制作人寫信說這部戲“讓我們所有人對我們生活在美國這個自由之地深感幸運”。她不知道的是,奧托·法蘭克曾經絕望地嘗試申請能夠拯救生命的簽證,想讓他的家人逃到美國,但都被拒絕了。顯然,即使是朝鮮人在不久前也找到了某種方法利用安妮·法蘭克,他們將《安妮的日記》分發給學童,指導他們將喬治·W.布什總統視為希特勒,而將朝鮮視為他的種族滅絕受害者。

              但是對安妮·弗蘭克靈魂最激烈的爭斗來自美國猶太人,從1950年代就開始了。那部話劇的作者,連同奧托·法蘭克一起,被指刻意抹去了安妮故事中的猶太特性。最猛烈的抨擊來自于小說家邁耶·萊文(Meyer Levin),他撰寫的改編劇本被拒絕,并且他認為安妮的故事不應該由一個非猶太人來講述。與她本人相比,她被塑造得不那么猶太化,猶太人經歷的獨特性更被淡化了。

              這樣的抨擊有一定的道理。奧托·法蘭克希望他女兒的命運能夠包含某種更普世的信息,而不僅僅是一個關于猶太人苦難的故事。但是這其中也有某種源自社會階層的理由。法蘭克一家是一個典型的歸化德國猶太家庭,他們的生活中幾乎沒有宗教或猶太習俗。奧托甚至提議過送給安妮一本兒童版的《新約》作為光明節的禮物。而她的妹妹瑪戈認為,更合適的場合可能是圣尼古拉斯日,這是一個非常荷蘭的節日,而安妮對此更加重視。關鍵在于,法蘭克家族所體現的那種受過教育的歸化,在那些更加頑固地堅持猶太文化的猶太人弱勢群體眼中,往往被視為一種勢利和自我仇恨的形式。

              并無證據表明,安妮·法蘭克認為她能夠代表除了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一個陷入了惡毒和無意義的迫害之中的猶太血統的人,一個對生活充滿渴求的成長中的女性。但普遍性通常源自特例之中。盡管各種人都想利用她,但即使對于跟她沒有任何共同點的人,她個人的獨特的話語也足以解釋她的吸引力。因此她仍然在世界各地被閱讀。而最重要的是,這使她成為一名天生的作家。

              (英文發表于2019年8月13日《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作者授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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