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 id="olfla"></code>
            1. <kbd id="olfla"></kbd>
              用戶登錄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和電影里的《發條橙》,哪一個能風光常在

              來源:深港書評(微信公眾號) | 書評君  2019年09月27日07:20

              《發條橙》是英國作家安東尼·伯吉斯的代表作,入選《時代》周刊“英語小說百強”。該書以天才的想象力震驚世界,也催生庫布里克的同名經典影片。

              小說對青春迷失的寫照,對自由意志的反思,在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發條橙”也成為一個重要意象,寫入流行文化。

              那你知道作者安東尼?伯吉斯創作《發條橙》前后的故事,以及它對電影、音樂和后世文學有著怎樣的影響嗎?這篇文章將為你深入解讀。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的《發條橙》是英國未刪節初版,也是該版本首次在中國出版。“人生,拒絕被上發條!”我們就從安東尼·伯吉斯開始認識幻想的藝術吧。

              《發條橙》 (英)安東尼·伯吉斯 著 杜冬 譯 譯林出版社 2019年7月

              01

              1994年,就在安東尼?伯吉斯七十六歲逝世的前一年,BBC(蘇格蘭)委托一位小說家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執筆寫了一部廣播劇,來稱頌伯吉斯的生平與作品。這部廣播劇在1994年8月21日愛丁堡藝術節期間播出,此外還上演了一場演奏伯吉斯音樂的音樂會,發行了他的作品《格拉斯哥序曲》的唱片。這些節目被稱為“伯吉斯電波全時段”,其中由演員約翰·塞森斯(John Sessions)出演伯吉斯以及他在小說中塑造的自己的分身:詩人F.X.恩德比。在同一天,《星期天時報》刊登了一篇頭版文章,涉及的是同一個廣播劇,其標題則是“藝術節驚曝恐怖暴力戲劇,BBC大事宣揚”。文章宣稱,廣播劇中將會現場直播“一段強奸戲的再現,這個片段來自很有爭議的安東尼?伯吉斯的作品《發條橙》中的強奸情節”。這文章將斯坦利?庫布里克的同名電影稱為“和原作在犯罪情節上如出一轍”,并批評這部電影“極為詳盡地描寫了罪犯窮兇極惡的強奸、暴力和謀殺行為”。可要是有聽眾真正聽了這部廣播劇,滿心希望能聽到《星期天時報》所鼓吹的那污穢又刺激的內容,一定會大失所望。威廉?博伊德的這部廣播劇只有不到兩分鐘的內容是從《發條橙》中抽取的。這部廣播劇是對伯吉斯漫長的音樂和文學生涯之莊嚴的稱頌之作。即便到了辭世之后,伯吉斯似乎依然無法擺脫被捕風捉影、夸大其詞的新聞業所關注的命運(盡管他在小說中總是盡力顯示出一言九鼎、偏右翼的專欄作家風格)。

              若要理解圍繞著《發條橙》的不同版本而起的種種爭議,就不得不回到半個多世紀前的1960年,當時安東尼?伯吉斯正計劃寫作一系列小說,描繪他幻想中的未來世界。在目前所見《發條橙》最早的寫作提綱中,他列出了一本約為兩百頁的書的大綱,共分三部分,每個部分各為七十頁左右,將故事設定于1980年。書中的反面主角暫定名稱包括“障眼巨木”或者“櫻桃蛆蟲”之類,他是一個名叫弗雷德?維里蒂的罪犯。第一部分主要描寫他的罪行和最終被審判的過程。第二部分寫監禁中的弗雷德遭遇了新型的洗腦技術,之后被釋放了。第三部分主要寫那些關心自由的自由派政治家和關心原罪的教堂為此事如何鼓噪起來。小說的結尾,主人公弗雷德擺脫了這種療法的影響,回去繼續犯罪了。

              這個時期,伯吉斯還在構思另一部小說,名叫《讓交配繁盛起來吧》[Let Copulation Thrive,1962年10月出版時名字改作《缺失的種子》(The Wanting Seed)],這也是一部未來小說,講述了未來人口爆炸,宗教被打成非法,同性戀成為常規,甚至得到政府的公開鼓勵以控制人口出生率。在這個伯吉斯所設想的未來中,男人們被強征入伍,投入戰場,而戰爭的真實目的不過是將戰死者的肉體做成罐頭肉來喂養饑餓的大眾。《缺失的種子》以及《發條橙》兩本書共同想表達的是政治不過是左搖右擺的鐘擺,在兩本書中,政府都是在威權主義的強硬控制和自由主義的放任縱容之間搖擺。盡管伯吉斯有寫喜劇的天賦,并且當教師時還曾表現出文化上的樂觀情緒,但伯吉斯依然是一個奧古斯丁派的天主教徒,他無法將對于原罪(即人類更容易作惡而不是行善)的信仰全部嗤之以鼻,早在他還是學童時,曼徹斯特的沙勿略男校就將這些想法注入他的心中。在他的朋友與教友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中也能看見類似的對善惡之辨的癡迷。他的小說《布賴頓硬糖》(Brighton Rock,1938)中描寫的社會腐敗與青少年犯罪和伯吉斯的作品可比較而觀。

              安東尼?伯吉斯

              在伯吉斯動筆寫自己的反烏托邦著作前,他花了近三十年時間閱讀這一流派其他的經典之作。在文學批判著作《當代小說》(The Novel Now,1967年作為小冊子出版,1971年擴展為完整的一本書)中,他專門用一章來討論虛幻的烏托邦和反烏托邦。他認為,20世紀的文學家們總體上都拒絕H. G. 威爾斯的烏托邦理想,威爾斯否認原罪,轉而信仰科學的理性主義。伯吉斯更中意的是阿道司?赫胥黎的反烏托邦傳統,赫胥黎通過諸如《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單身男子》(After Many a Summer,1939)等作品,挑戰了認為科技進步就會自然而然帶來幸福的進步派設想。伯吉斯同樣深受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的反烏托邦主義小說《不會在這里發生》(It Can’t Happen Here,1935)的影響,本書陰暗地預言了美國右翼獨裁政權的崛起。同樣影響他的還有雷克斯?華納(Rex Warner)的戰爭寓言小說《航空站》(The Aerodrome,1941),故事講述了一個有法西斯傾向的帥氣又年輕的飛行員的故事。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面世后不久,伯吉斯就讀過(他1951年的日記開頭就寫著:“打倒老大哥”),不過他總是將奧威爾的這部小說貶低為將死之人的危言,認為奧威爾對工人階級在反抗統治者進行意識形態洗腦上的能力太過悲觀,毫無道理。在他1985年所著的那本集小說和文學評論于一體的著作中,伯吉斯指出,奧威爾只是將1948年他身邊所見所聞的大事描寫出來而已。“或許每一個反烏托邦的想象都有現實的依據,”伯吉斯寫道,“它們只不過將現實的某些特點打磨,夸大,好提出道德觀點,警告世人。”

              1960年代初,英國的反烏托邦小說遭到一些輕微的反抗,當時伯吉斯正在為《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和《約克郡郵報》寫新書評論。他因職責所需,發現了這一現象,就寫出了自己的幻想作品來回應。1960年,他讀到了L. P. 哈特利(L. P. Hartley)所寫的《臉部正義》(Facial Justice)以及康斯坦丁?菲茨吉伯恩(Constantine Fitzgibbon)所寫的《當吻必將終結時》(When the Kissing Had to Stop)。但最讓他關注的莫過于戴安娜(Diana)和邁爾?吉利翁(Meir Gillon)所寫的《無眠者》(The Unsleep,1961),這對夫妻搭檔已經合作寫了許多政治的非虛構作品。在《約克郡郵報》1961年4月6日的書評中,伯吉斯寫道:

              (《無眠者》)很合我胃口,是一部未幻(或者說未來幻想)小說,以“后奧威爾時代”的風格書寫,真正回歸到了《重返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Unrevisited)的道路。這本書所描寫的內容之所以可畏,不僅僅是因為最終的那個極權主義噩夢,還因為自由主義的夢想走向了瘋狂。在吉利翁筆下的那個或許并不遙遠的英國,已經通過先進的心理技術實現了和平(沒有戰爭也沒有犯罪),生活就只剩享受而已。生活的最大敵人是睡眠;因此,睡眠必須被根除。只需要幾針“清醒劑”,人們就能從黑夜手上奪回三十年時光。

              但事情進展得并不順利。長夜漫漫導致人們不停地在清醒中沉湎于作樂:犯下罪行,為非作歹,非有警察不可。然后就是昏迷病毒流行,人們相信這最初是由從火星上帶來的病毒造成的。自然猛烈地報復著“清醒劑”,警告人類,正如它之前也曾警告過人類,不要過于狂妄,過于自行其是。

              伯吉斯在準備動筆寫《發條橙》的時候,還讀過《重返美麗新世界》(1959)。這本書是赫胥黎所寫的非虛構作品,是他更早一部小說《美麗新世界》的續作。伯吉斯從赫胥黎處學到了所謂的行為矯正、洗腦和化學矯正這些剛出現的技術。沒有證據表明伯吉斯曾讀過心理學家斯金納(B.F. Skinner)所寫的《科學與人類行為》(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ur)一書,但他在赫胥黎的書中發現了不少摘錄總結下來的斯金納理論:

              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能發現這樣一位出色的心理學家,即哈佛大學的B.F.斯金納教授,他堅持認為:“隨著科學解釋運用得越來越廣泛,那些可以歸功于個人努力的貢獻將聊勝于無。人們自吹自擂的創造力,在藝術、科學或者操守上的成就,選擇的能力,以及我們讓其為自己的選擇而負責的權利,這些在新興的科學的自我評估面前,都不值一提。”

              正如喬納森?米德斯(Jonathan Meades)所說,“在今日,若不是伯吉斯痛恨斯金納,估計他早就被徹底遺忘了”,對斯金納的憎惡,伯吉斯表現得淋漓盡致。他通過小說的方式,在《發條誓言》(The Clockwork Testament,1974)一書中塑造了巴拉格拉斯教授一角。在當時,斯金納因為其烏托邦小說《瓦爾登湖第二》(Walden Two,1948)而聞名。小說中,他幻想了一個由技術官僚統治的光明未來,一切規矩森嚴,社會養育孩童(以至于“母親”和“父親”這樣的詞匯變得毫無意義),穿著講求功能主義,人類在同性的宿舍中安寧度日。廣告的明亮燈光和光怪陸離在斯金納的理想社會中都被廢除,歷史變得毫無學習價值。在《科學與人類行為》一書中,斯金納更認為在決定人類的性格方面,基因、文化、環境和個人的選擇自由都不足為道。但伯吉斯堅信自由意志是第一位的(至于個人的社會角色,則幾乎完全是自我創造出來的),斯金納所暢想的未來是最令人厭惡的胡言亂語。伯吉斯寫作自己的反烏托邦小說,目的之一就在于反抗斯金納及其追隨者們的機械決定論。《發條橙》中監獄牧師曾非常精準地說出了伯吉斯的觀點:“一個不能選擇的人是不可稱之為人的。”

              心理學家斯金納

              伯吉斯是一位極有天賦的語言學家,曾研習馬來語達到了可獲學位的標準,還曾翻譯過法語、俄語和古希臘語作品。他在1961 年6月及7月前往列寧格勒(即今日之圣彼得堡)邊工作邊度假,正是出于他對俄語以及俄國文學的興趣,而不是政治。他的出版商威廉?海涅曼(William Heinemann)之所以送他去俄國,是希望他寫一本蘇聯的游記。伯吉斯通過白馬禮(Mario Pei)所寫的《俄語一本通》(Getting Along in Russian)、馬克西米利安?富爾曼(Maximilian Fourman)所寫的《俄語自學》(Teach Yourself Russian),以及《企鵝俄語課》(The Penguin Russian Course)自學了俄語。可是原來的非虛構作品計劃很快就為一本初現雛形的不同的書讓了路。在離開英國前,伯吉斯就考慮寫一本小說,內容是十幾歲的混混使用著1960年代早期的英國俚語,可他又擔心還沒等這本書出版,這些俚語就會變得老套過時。在列寧格勒的大都會賓館外面,伯吉斯夫妻目睹了一群一群崇尚暴力、衣著華麗的年輕團伙,這讓他想起英國老家的“泰迪男孩”(Teddy Boys)。他在回憶錄中堅稱,正是此刻,他決定為自己的小說發明一種新的語言,基于俄語,名叫“納查語”(Nadsat,這是俄語的后綴詞,“十多歲”的意思)。小說中的城市“可以是任何地方”,他后來寫道,“不過在我的想法中,它類似于我的老家曼徹斯特、列寧格勒以及紐約的城中心”。對于伯吉斯而言,重要的是這些衣著華麗、無法無天的年輕人在哪里都有,鐵幕的兩邊都不乏他們的閃亮身影。

              02

              伯吉斯的文學代理人,彼得·詹森-史密斯(Peter JansonSmith)在1961年9月5日將《發條橙》的打字稿交給了威廉?海涅曼,還附了一封信,說他自己太忙,沒時間讀。海涅曼的首席小說閱讀師梅爾?林德(Maire Lynd)寫了一份謹慎的閱讀報告,說她認為:“一切都取決于讀者能多快地讀進這本書……一旦讀了進去,就停不下來。但語言頗為晦澀,盡管鉆研也很有趣。如果運氣好,這本書可能大賣,讓青少年擁有一種新的語言。但是也有可能一敗涂地。只會是如此的霄壤之別。”

              詹姆斯·米基(James Michie)是伯吉斯的編輯,他在10月5日留下了一份備忘,其中他將這本小說形容為“所能想象的最古怪的出版問題之一”。他擔心的是如何推廣這本書,該書在風格上與伯吉斯之前所寫的關于馬來亞和英格蘭的喜劇小說截然不同。米基有信心的是,這本書發明出來的語言對于大部分讀者來說并不特別困難,但他指出,有一個風險是書中某些包含性暴力的章節可能會觸犯1959年通過的《反淫穢出版法令》。“作者可以以藝術創作的名義自證清白,”米基寫道,“但玻璃心的文學批評家可以雄辯地攻擊他恣意書寫性變態的幻想。”米基的建議之一就是,為了避免對伯吉斯的名譽造成傷害,最好利用彼得·戴維斯(Peter Davies)公司(實際上是海涅曼的出版公司)來出版本書,并且作者用筆名。伯吉斯對他的出版商們這些憂心忡忡的緊張情緒應該毫不知情。1962年2月4日他給海涅曼的營銷部主任威廉·霍爾登(William Holden)寫信,內容是關于一份納查語的索引,他準備提供給書店推銷員傳閱使用。

              另一個出版問題則是伯吉斯本人造成的。在本書第三部分末尾,第六章的打字稿上還有伯吉斯的手寫筆記:“要不然在這里收尾?可以加一個‘尾聲’。”詹姆斯?米基決定在英國版中將這個尾聲放進去(有的地方這個“尾聲”指的就是二十一章)。當W.W.諾頓于1963年在美國紐約出版該書時,美國編輯艾里克?斯溫森(Eric Swenson)卻對伯吉斯的這個出版問題(“要不然在這里收尾?”)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二十多年后重提此事,斯溫森寫道:

              “我記得他給我的評論回復道,我是正確的,他之所以加上了輕快積極的第二十一章,是因為英國出版方想要一個開心的結局。我還清楚地記得,他催著我出版一個美國版的《發條橙》,不需要最后一章,我還記得,他原本的小說就在這一章前結尾,于是我們就這么印刷了。”伯吉斯后來后悔讓《發條橙》的兩個不同版本在兩個地區分別流通。1986年他寫道:“人們為此給我寫信——說起來,我后半生的大量時間都用于復印我的聲明,以及說明為何我的意圖被扭曲了。”不過從1961年的打字稿上來看,伯吉斯對于本小說如何收尾從一開始就不太清楚。

              海涅曼于1962年5月14日印刷出版了六千本《發條橙》。 書賣得很糟糕,盡管文學評論家們,諸如朱利安?米契(Julian Mitchell)在《旁觀者》、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在《觀察家》中對本書不乏贊譽。據出版商檔案備忘錄記載,直到1960年代中期,這本書也只售出了三千八百七十二本。早期評論的一個基調是對這本小說的語言實驗深表困惑,認為這是場災難。約翰?加勒特(John Garrett)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中稱《發條橙》是“扯不清爽的一大串冗辭,如同大腹便便之人,是世風日下的產物”。羅伯特?塔博曼(Robert Taubman)在《新政治家》中說本書“讀起來費時費力”。戴安娜?喬斯森(Diana Josselson)在《凱尼恩評論》上將《發條橙》與威廉?戈爾丁描寫尼安德特人的小說 《繼承者》(The Inheritors,1955)惡意地相提并論:“人們是多么關心這些毛茸茸的生物,又是多么痛恨它們的繼承者—人類啊。”馬爾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評論則有些積極,刊登于《笨拙》(Punch)雜志上,聲稱《發條橙》是一本“當代”小說,因為其所描寫的是“我們喪失方向,彼此冷漠,我們充滿暴力,彼此蹂躪對方的肉體,我們反叛,我們抗議”。

              年輕的斯坦利?庫布里克

              盡管主流媒體褒貶不一,但《發條橙》很快就開始吸引地下群體的關注。威廉·S.巴羅斯(William S. Burroughs),《裸體午餐》(The Naked Lunch,1959年于巴黎出版)的作者,為巴蘭坦出版社在美國出版的該書版本寫了一個熱情洋溢的評論:“我不知道還有任何其他作家能夠像《發條橙》中的伯吉斯一樣將語言發揮到極致——在語言的對比之下,這個有趣的故事本身倒顯得黯然失色。”1965年,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和他的長期合作伙伴羅納德?塔維爾(Ronald Tavel)拍攝了一部低成本的十六毫米黑白電影《黑膠唱片》(Vinyl)。這部電影和伯吉斯的小說有一些輕微的聯系,主演是杰拉德?馬蘭加(Gerard Malanga)和伊迪?塞奇威克(Edie Sedgwick)。即便是這部電影的仰慕者也稱其為六十六分鐘的酷刑折磨。《黑膠唱片》由四幕構成,臺詞明顯是即興發揮。電影首映是在1965年6月4日,地點是紐約電影中心。據安迪?沃霍爾的回憶錄《波普主義》一書記載,在1966年,這部戲又起碼上演了兩次,還成為地下絲絨樂隊(the Velvet Underground)在紐約和羅格斯大學各場音樂會的一系列背景圖片。在1966年4月,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日記中寫道,布萊恩?赫頓(Brian Hutton,此人還執導了1978年的電影《血染雪山堡》)請他根據《發條橙》的故事寫一個電影劇本。第二年5月,泰瑞?塞瑟恩(Terry Southern)和邁克爾?庫珀(Michael Cooper)將他們的《發條橙》劇本草稿提交給不列顛電影審查局委員會審查,邁克爾?庫珀還提議讓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出演男主角,但這個版本被否決了,理由是“聳人聽聞地消費青少年的團伙暴力……不但可惡,而且危險”。也有人讓伯吉斯本人在1969年1月又創作了一個劇本,但是沒有哪怕一個人愿意據此拍一部電影。直到1970年1月,斯坦利?庫布里克一直在和西?利特維諾夫(Si Litvinoff)和麥克思?拉布(Max Raab)通信,兩人很快將電影版權賣給了華納兄弟娛樂公司。若要回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從書籍出版開始,伯吉斯所寫的這個故事就一直在期待獲得更廣大的觀眾。庫布里克電影版的《發條橙》于1971年12月在紐約公映,1972年1月在倫敦上映。庫布里克說,他被伯吉斯的這部小說所吸引,主要因為其“情節巧妙,人物鮮明,哲思明確”,伯吉斯對他的贊美也投桃報李,稱這部電影是“對我小說原作的大膽改寫”。由于受視覺媒介的情況所限,庫布里克刪除了大量伯吉斯自己發明的語言,但他盡力地去暗示第一人稱視角,例如將其中一段斗毆戲碼用慢動作拍攝(音樂是羅西尼的作品),又用了十倍速來拍攝性亂交的場面。但電影的現實主義風格讓這部作品前四十五分鐘的暴力場景更加直接。或許正因為如此,庫布里克才決定不拍第二段監獄中的謀殺情節,并且將阿歷克斯用性暴力蹂躪的十歲小女孩變得老一些(她們在電影中變成了可自主決定是否與人發生性關系的成年人)。

              從伯吉斯與他代理人的信件來看,庫布里克很清楚這部小說有兩個結局,他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才決定采用更短的美國版故事。庫布里克1980年與米歇爾?西蒙(Michel Ciment)談話時說:“最后那一章描寫的是阿歷克斯如何轉變,并恢復成正常人,但在我看來,這沒有說服力,與本書的風格和意圖都不合……當然了,我甚至都沒有考慮過要不要拍最后一章。”

              盡管伯吉斯本人在1972年電影首映時給予作品盛贊,可當導演庫布里克自己發行了一版插圖本的書,還冠名為《庫布里克的發條橙》之后,他就變了心思。對于庫布里克將自己打扮成文化產品《發條橙》的唯一作者之事,伯吉斯怒火中燒。他以阿歷克斯的口吻在《圖書館雜志》(1973年5月1日)上對此“電影的原著”加以評論,還增加了一些在小說中未曾出現的新納查語詞匯:

              說起我們的老伙計庫布里克,這個臭玩意,哥們兒啊,從他的獎金或者什么狗屎東西里整出來這么個鬼東西。這可真是一部棒棒的電影,是他的大師之作,足以讓任何好樣的、正兒八經的小伙子把卵子和腸子都笑翻出來。這電影,就是極端暴力的鞭打,老一套的把戲,不會打開話頭,除非是有什么家伙嘮嘮叨叨,但說的你都聽得懂,不會讓你的腦袋瓜放空死睡,不像在圖書館里用冷腚貼板凳。如今,你也看得出,這個由血肉和狗屎組成的家伙,叫庫布里克還是祖不里克(阿拉伯人管那臟玩意叫祖不里克),他生命的意義就是寫本書。現在他可算寫了書了,哦我的小兄弟啊,貨真價實,沒錯沒錯。這可是他朝思暮想的了,如今可算是到手了,庫布里克,祖不里克,寫書人。

              不過,兄弟們,讓我笑瘋了的是,這本書肯定要一路掉進黑窟窿里,給之前就掉進窟窿的那本書做個伴。也就是F. 亞歷山大或者斯特吉斯或什么鳥人寫的那本。因為如果大家都能瞪大了眼珠子看到真正的日子是咋過的,誰還會屁話啰嗦?

              這就是了,沒錯沒錯,好極了。祖不里克荷包里的票子啪啪地響,對于你小兄弟來說,也可算得上是大人物了。咱要對各位爺們兒,狗屎玩意,大彈嘴皮子,噗嚕嚕嚕。——阿歷克斯。

              03

              對于庫布里克的電影《發條橙》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即電影忽視了小說亞文化中著重描寫的毒品的重要性。庫布里克曾經拒絕了伯吉斯所改寫的舞臺劇劇本,這一劇本最后也未能印刷。這一版故事中,阿歷克斯的床頭柜里有各種各樣的可怕玩意兒,包括一個嬰兒的頭骨和靜脈注射器。在小說中,阿歷克斯強奸那一對女孩之前,曾給自己注射毒品來增強性欲。在克洛瓦奶吧(“克洛瓦”在俄語中是“奶牛”的意思)里,當阿歷克斯和他的同伙們聚集起來,商討如何作惡時,牛奶中也摻有各色毒品,比如“合成丸”(墨司卡林)和“刀子”(安非他命)。

              伯吉斯在20世紀50年代的馬來亞曾經常吸食大麻和鴉片,據說他還是一位“吸毒寫作運動”的先鋒。他在癮君子圈內一定因為《發條橙》這本書而聲名大噪,因為庫布里克所拍攝的這部電影中幾乎毫無毒品的痕跡。但若有人讀過這本書,又對1962年這一年或其后一段時間有所關注,就肯定會發現青年團伙文化、時尚、音樂和隨意吸毒之間的關系。這些元素對小說《發條橙》在反主流文化圈內獲得盛譽也有很大幫助。從很多角度來看,這本書是經過刻意策劃安排的,既能吸引60年代末追求迷幻的佩花嬉皮士,又能吸引70年代整個十年中風行的、更好戰的光頭黨和朋克一族亞文化圈。伯吉斯本人就曾大聲疾呼,表明他對嬉皮士(被他稱為“胡子莽漢”)和流行音樂的痛恨。他在小說中曾預言的文化轉變,真正到來時讓他自己也膽戰心驚。

              無論如何評價《發條橙》對流行文化的影響都不算高估。簡單來說,我們可以列舉出一大堆樂隊,其名字直接來自這本小說,Heaven 17、Moloko、The Devotchkas 和Campag Velocet只是其中最鮮明的例子。朱利安·科普(Julian Cope)是利物浦樂隊“眼淚爆炸”(The Teardrop Explodes)的主唱,他在自傳中回憶,讀完伯吉斯這本小說時他還在讀書,當下就決定學習俄語。“性手槍”樂隊(the Sex Pistols)的鼓手宣稱,他一生只讀過兩本書:克雷兄弟(Kray Twins)的自傳和《發條橙》。滾石樂隊在他們一張專輯的唱片封套上的宣傳語是用納查語所寫。“污點”樂隊(Blur)成員在他們的歌曲《宇宙》(“The Universal”)的視頻拍攝中穿成《發條橙》中團伙的模樣。庫布里克電影中的克洛瓦奶吧也原樣出現在丹尼?博伊爾(Danny Boyle)的電影《猜火車》中。甚至凱莉?米洛(Kylie Minogue)在她2002年的專輯《發熱》(Fever)的巡回演唱會上,也穿著白色連褲裝,搭配黑色圓頂帽,戴著假睫毛。

              除此之外,伯吉斯的小說也打開了之后數代英國小說家在語言上探索的可能性,并且影響頗為深遠。承認自己受到伯吉斯影響的作者頗有其人,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J.G.巴拉德(J. G. Ballard)、威爾?塞爾夫(Will Self)、威廉?博伊德、A.S.拜厄特和布萊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不過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

              伯吉斯本人除了以小說家和語言學家為主業外,也是一位高產的業余作曲家。他在1986年和1990年先后推出了兩部根據《發條橙》改編的舞臺音樂劇。其中一部(帶有未來主義的標題,叫作《發條橙2004》)1990年由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在倫敦巴比肯劇院 (Barbican Theatre)上演。在這個版本的音樂劇中,作曲的是愛爾蘭樂隊U2里的Bono1和The Edge2。在《星期天時報》中,約翰?彼得(John Peter)如此評價這部由羅恩?丹尼爾斯(Ron Daniels)執導的“平庸到人畜無傷”的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舞臺劇:“暴力場景都變成了啞劇:結果是造成了如同芭蕾舞一樣狂舞的歇斯底里,一點都不恐怖。表演很粗糙,生硬又機械,不過也不能全怪劇本,盡管劇本大費周章地塑造人物,卻對其他的都不屑一顧。菲爾?丹尼爾斯(Phil Daniels)飾演的阿歷克斯并不嚇人,相反倒讓人討厭。他邊做事,邊講述,讓這情節變得仿佛是在說古怪的奇聞逸事。我當然知道小說也是用第一人稱寫成,但是用文字來講述劇情和在舞臺上現場表演劇情,這可大不相同。”伯吉斯所寫的戲劇版本后來在很多地方上演過,最近的一次是在倫敦和愛丁堡,但在筆者寫下此文的時候(2012年春),他所寫的《發條橙》音樂劇只完整上演過一次。

              在伯吉斯所寫的《發條橙》舞臺版最后一幕中,“一個蓄著胡子,形似斯坦利?庫布里克的男子”走上臺來,用小號演奏《雨中曲》,他被其他的演員踢下了臺。伯吉斯奪回作者對作品控制權的決心通過這個音樂版鬧劇的小安排昭然若揭。不過可能他對于作品著作權的擔心并無用武之地。自從他1993年過世之后,新一代的讀者成長起來,他和庫布里克的兩個《發條橙》,哪一個更能風光常在,不言而喻。

              無碼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