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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多讀書,讀好書”

      來源:文匯報 | 羅小茗  2019年09月28日08:56

      至今記得,1996年,“大學入門”第一講,剛剛博士畢業的輔導員請來他的導師錢谷融先生。老先生穿著洋派的吊帶褲,喝著保溫杯里的咖啡,站在魯迅曾經振臂一呼過的華師大教室里,要我們 “多讀書,讀好書”。也許是這句話對意氣風發進入文科基地班、一心“以學術為志業”的我們來說,太過樸實,缺乏激勵人心的現場效果。沒過多久,大家便東倒西歪起來,閑聊的閑聊,睡覺的睡覺,甚至于給臺上笑瞇瞇的老先生畫起了漫畫。這樣的場面,讓一旁的輔導員大為氣惱,倒是錢先生不以為意,淡定如常。

      多年以后,自己當了老師,才明白錢先生當年的狡黠。教誨和思想的傳播和留存,從來也不是人們正襟危坐、洗耳恭聽便能夠保證的事。嬉笑怒罵,冷眼旁觀,甚至于面無表情,所有這些,都不必然意味著溝通無效。

      不知道錢老站上今天的講臺,會是何種模樣。也許,悠然依舊。畢竟,沒有什么比思想、經驗和知識的散播流傳更加難以捉摸的事了。一定要怎樣怎樣,從來都是人類的奢望。網絡時代的思想經驗,既加速了散播的速度,增加了流傳的廣度,卻也使其可能的路徑和效果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在這里,與其說是進入高速變化的現代社會之后,“祖母效應”這個曾經極大推動了人類文化創新和傳承的環節不再起作用,不如說,是在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里,人們還來不及明確自己這一輩值得傳遞下去的經驗是什么,便是以“自我取消”的方式,免除了代際傳承的責任,將一切記錄了再說。

      然而,社會雖看起來越變越快,但很多經驗和道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變化和更替。于是,錢老當年這句看起來現場效果不佳的“多讀書,讀好書”,比起動輒數十本、虛張聲勢的“本月閱讀書單”和豆瓣上可視的“曬出你的書架或書房”來,更讓人費心琢磨。

      比如,在今天,走進書店,不管是實體還是網絡上的,數量浩瀚的書籍,常常讓人有暈眩之感。電子書和有聲讀物,讀書頻道和微信公號,更是讓書不再限于時間地點,成為可以隨時隨地相遇的朋友。不過,書籍數量的迅速增長,卻并沒有讓“多讀書”這件事情,變得更容易。當無窮無盡的新書撲面而來之時,由此導致的焦慮感,已經遠遠大過了對于新知的渴求和喜悅。無論是“羅輯思維”的60秒一本,樊登讀書會的每天一元,還是其他各種以讓人更方便快捷的讀書之法,都不過是把“究竟如何多讀書”這個問題,以當代特有的“經濟”思維呈現出來罷了。于是,當微信推送的文章,總是在第一時間告訴你“本文的閱讀需要幾分鐘”的時候,當讀書總是不得不和“花更少的時間閱讀”這一或明或暗的標準捆綁在一起的時候,“多讀書”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經驗里,反而成了一個簇新的難題。

      同樣地,“讀好書”這件事,也沒有因為出版的發達、網絡的通暢而變得更明晰。這不光是因為,一眼望去,幾乎每一本書的腰封都在叫嚷著——“我才是好書!”每一輪的推送都在宣稱——“這些是不容錯過的”。被稱為經典的書單正變得越開越長,可人們可以按下焦慮,從容讀完的卻越來越少。更是因為,在“記錄一切”的慣性和市場節奏的催促之下,著書立說者想要藏之名山的想法,也越發稀薄。只對當代人說話,甚至于只對眼前的讀者說話,越來越成為理所當然的選擇。這倒不是說,這樣的書寫和閱讀,便完全是快速消費的一部分,而沒有傳遞經驗的價值。而是說,在這樣的書寫和閱讀的節奏之下,人們越來越生活在即刻與當下,失去了通過書籍,與作者展開對話的欲望。好書的標準,也由此游移起來。究竟什么樣的書,才算是好呢?是那些流傳已久,和當代社會看起來并沒有什么必然關系的古籍經典,還是針對當代社會的議題,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關的讀物?所謂的“好”,是讓人有知識、有心情去應付實屬不易的當代生活,還是讓人和這樣的生活拉開距離,跳脫開去,仿佛看一場歷史舞臺上的短暫演出?當卡爾維諾洋洋灑灑列出十四條理由,主張人應該讀經典,并強調“所謂經典,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的時候,實際的情況卻是,“重讀”在急于鑒別“好書”的窘迫之下,早早退場。即便是豆瓣這樣的文藝青年集散地,讀書也只是被分解為“想讀”、“在讀”和“讀過”。一旦“讀過”,就此安心。

      可惜的是,坐在臺下聽錢先生笑瞇瞇地講話的時候,所有這些都還未成為我們的煩惱。當年的我們,只是沒心沒肺地覺得,“多讀書,讀好書”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絕非什么寶貴的經驗,又何必這么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們呢?如今,卻再也來不及追問和辯論,在我們這個時代里,究竟什么是“多”,什么是“好”?或許,即便是在這樣一個一切都被事無巨細記錄下來的時代,經驗卻仍以這樣的方式,或漫不經心,或自以為是,狡猾而執拗地消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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