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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晉時代何以推崇“英雄”

              來源:中華讀書報 | 駱玉明  2019年09月29日12:29

              2000年應趙逵夫先生之召,赴蘭州西北師大,參加趙先生門下博士生的論文答辯,讀到劉志偉兄的《“英雄”文化與魏晉文學》,感覺眼界高遠,氣象宏闊。在蘭州數日間,得與志偉親近,說古今書、人間事,略識其性情,可謂渾樸而慷慨,仿佛其故鄉隴上之土厚云高。

              志偉的論文設計,格局很大,他對自己的要求也高,短時間無法全部完成,答辯時提交的僅是計劃中的一部分。當時與志偉說及:這一題目值得做深廣的開拓,足以成一家之言,對魏晉文學與文化研究當有整體上的推進之力。志偉以為深合其意。別來久遠,碌碌于世間,常顧影自哂。忽然接到劉志偉來電并寄來這部書稿,囑為序,知道他一直都在堅持他的“英雄”事業。

              魏晉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之后又一個思想活躍而富于創造力的時代。說到中國古代哲學與藝術(包括繪畫、書法、音樂、文學諸領域),一般都認為在這個時代發生了質的改變和飛躍性的發展。因而對魏晉文學的研究,歷來多名家關注,成果豐富,難以為繼。而這一階段存世文獻數量有限,線索跳脫,又加深了研究的難度。后來者想要在這里有小小的創新與開拓,也并非易事。至于說拈出一個核心概念,從大文化的視野,在整體上給魏晉文學以全新的描述,這就不是一般人所敢想象的了。

              劉志偉要做的就是這樣一樁事情。他提出的核心概念是“英雄”;他認為崇尚英雄的文化精神,是魏晉文學內在的生命活力。雖然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湯用彤、賀昌群諸前輩曾就魏晉時代崇尚“英雄”與“名士”的現象做過一些申發,但專門以魏晉“英雄文化”為選題的全面性研究尚屬空白,以此為主脈闡釋魏晉文學更屬創新。

              我在復旦中文系講《世說新語》,也沿著湯、賀兩先生的思路談“英雄與名士”這一話題,曾經用電子文本檢索“英雄”一詞在古籍中使用的情況,發現在魏晉以前的文獻中這一詞匯很少出現,到魏晉時代則被空前廣泛地使用。也就是說,“英雄”這個概念在魏晉時代才真正確立,崇尚英雄是魏晉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這應該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現象,為什么以前人們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呢?

              最初讀劉志偉的博士論文時就注意到他在這方面做了很好的研究,而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更為清晰、系統的論述。

              這里有一個問題:當我們用一個漢語固有的詞匯去翻譯一個西方詞匯時,會在這個漢語詞匯中引入新的涵義;而由于20世紀以來西方文化處于強勢地位,引入的新意常常會遮蔽這個詞的原意。茅盾于20世紀20年代末出版的《中國神話研究ABC》中,說到中國“古代史的帝皇,至少禹以前的,都是神話中人物——神及半神的英雄”,這個“英雄”其實就是西方神話學所說的“英雄”,完全不是中國的古典概念。

              劉志偉研究魏晉“英雄文化”與文學,第一項工作就是正本清源,徹底厘清“英雄”這個概念在中西兩個文化系統中各自的內涵與演變,以及它們在漢語中交融的過程。這樣,才能清楚地還原中國古典的“英雄”概念,從而真正認識到魏晉時代形成“英雄文化”的歷史過程和深刻意義,并在此視野下對魏晉文學展開一種新的解讀,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項杰出的工作。

              這項工作也在更大的范圍內給我們一種啟發:20世紀以來,我們的學術界強烈地受到西方文化與學術話語的沖擊、影響乃至遮蔽。反思今天的中國學術系統的如何構成,其源頭在哪里,我們會發現,它跟古人固有的學術傳統是很不一樣的。那么要追問:中國的學術傳統與西方的學術體系,這兩個東西是怎么組合起來的?組合得好不好?我們要深刻地領會和繼承本民族固有的學術傳統,在這過程中,當然需要努力地學習西方的學術傳統,但是不能夠被它完全左右。

              說到魏晉的英雄,曹操無疑是一個典范式的人物。以前有一種說法,認為曹操所謂“奸雄”的形象,是小說《三國演義》對歷史人物加以歪曲的結果,乃至要為他“平反”。但實際上,作為真實歷史人物的曹操究竟是何種面貌暫且不論,《三國演義》描寫曹操所使用的材料,大都出于魏晉南朝。而且不僅曹操,司馬懿、王敦、桓溫之流,都被當世人目為“英雄”,他們也都是曹操式的人物。《世說新語》記橋玄對曹操的評語,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奸雄”一語,由此而來。但橋玄要表達的,乃是一種贊賞的態度。也就是說,在魏晉時代,人們心目中的英雄,正不妨帶有幾分“奸惡”。

              這是一個復雜的現象。劉志偉把它放在由崇尚“圣賢”到崇尚“英雄”的歷史變化中來理解,給出了合理的解釋。他闡述橋玄評曹操之語,認為:在漢末嚴重的政治社會危機下,以儒家封建綱常倫理為核心的道德價值觀念系統趨于崩潰,“圣賢”不再成為整個社會崇尚的對象。憑借“圣賢”思想,以天命、道德等作號召拯世,已是一廂情愿的幻想;橋玄等人以通達眼光看待道德與人才的關系,將才能置于第一位,重才智而輕道德,以為唯有英雄方能拯世。這代表了新的時代條件下,一種新的價值觀念的出現,是“英雄”人格形象取代“圣人”形象成為必然趨勢的重要思想基礎。簡而言之,推崇英雄,就是推崇人所具有的創造力量;而這種創造力量的實現,每以突破約制它的道德規范為條件。這樣看曹操一類人物,頗覺得意味豐富。

              試圖用“英雄”概念從整體上重新闡釋魏晉文化與文學,借用一個日語詞匯,是“野望”,相當于“奢望”與“雄心”的混合吧,本身也是帶英雄氣概的。但學術研究需要以艱苦而踏實的工作為基礎,徒有意氣飛揚是沒有結果的。我前面說志偉之為人,如隴上之土厚云高,既有慷慨豪邁的一面,亦有敦厚樸實的一面。表現在做學問上,就是孤詣獨往,耐得寂寞,吃得苦。本書中談論各種問題,就其本愿,大抵皆以窮盡文獻之可能為前提,奇思妙想,不肯脫空。有些論題,如《“胡須”作為權力意志異化的象征符號》,初讀上去頗有突兀之感,但仔細讀下來,卻又言之成理。因為作者讀書多,又有對史料的敏感和深入解析的能力,方能說得透。《尚書·盤庚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豈虛言哉!

              志偉從博士論文開始,為自己設計了一項宏大的工作,十數年屹屹于此,有今日之成就,作為老朋友,我很為他高興。但我們這一行的人,凡做事認真的,都知道學無止境而力有不逮。志偉要實現他的“野望”,還需要付出許多辛苦。其實,中國古詩人多有以“野望”為題之作,這當然是用漢語本意,大抵寫極目原野,大好風光,天地有我,如此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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