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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用戶登錄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旅途中兄弟相認:讀《理想國》札記

      來源:作品真文學半月刊(微信公眾號) | 楊無銳  2019年09月29日08:15

      去年秋天,跟幾個朋友聊了一次《理想國》(又譯《王制》)。我話音剛落,就有一位小伙子起身質問:你講了這么久,只是講故事,能不能總結一下柏拉圖的觀點、立場?

      我立刻像個遭到投訴的淘寶賣家,細問客戶需求。小伙子說,他在教科書或專業論文里讀到的柏拉圖,都是有觀點有立場的柏拉圖。而所有那些觀點、立場,都可以簡化成一句話或一個公式,等待現代聰明人的檢驗、反駁。小伙子認為,一場關于柏拉圖的講座,應該讓聰明人就柏拉圖的“文學觀”“婦女觀”“教育觀”展開辯論,而不是浪費一個小時講故事。講故事,是“理論思維”貧乏的表現。我唯唯。

      那事過去了很久。我仍然自顧自看書,偶爾會友,有時給小朋友們講些故事。我越來越發現,這是一個人們酷愛觀點、立場、公式、辯論的時代。人人都想用辯論戰勝別人,但沒有一場辯論不是不歡而散,不了了之,或者淪為叫罵。人人都自信,人人都不耐煩。有一天,重新翻開《理想國》,我忽然發現,柏拉圖要處理的,就是我正面臨的困境:在一個城邦里,同胞之間喪失了共識。關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壞,什么是正義,什么是敗壞,每個人都充滿意見,卻無法彼此理解,也不耐煩去理解。更可怕的是,人們多半不知道自己的意見來自何處,也不知道順著自己的意見將會走向何方。于是,整個城邦陷入無聊、無序的爭吵,甚至從爭吵生出相互輕蔑、仇恨、攻擊和迫害。柏拉圖對這種精神空氣有非常深刻的體認。當代國人,只要上過網,逛過論壇、貼吧、微信群,參加過朋友聚會,也都會多少感受到類似的精神空氣。《理想國》,用很莊嚴也很詩意的方式應對這種精神空氣。柏拉圖似乎是要告訴讀者:辯論并不總是有效;當辯論總是無效時,人們得首先診療自己的心靈。而在診療心靈這件事上,故事可能比觀點更有用。

      感謝那位小伙子,他讓我更加珍惜《理想國》這個故事。

      一、旅 行

      現代人所熟知的雅典,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雅典。先是希波戰爭,然后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希波戰爭,使雅典迎來了五十年繁榮。當然,這個繁榮建立在雅典霸權基礎上。伯羅奔尼撒戰爭,使雅典走向衰落。雅典陷入民主(雅典的民主,與現代論戰話題無關)-僭主循環,直至崩潰。雅典人對政治似乎失去了想象力和鑒別力。

      蘇格拉底死于民主的瘋狂;柏拉圖把民主視為有待診斷的問題。雅典人民認為民主和僭主是敵對的關系;柏拉圖則認為民主和僭主是因果關系。正是崇拜民主卻又不理解民主的人們,親自迎來了僭主的奴役。這個洞見,貫穿了《理想國》這個故事。

      整部《理想國》,有一個上行、下行的嵌套結構。我稱之為一場“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旅行。

      蘇格拉底和格勞孔(Glaucon)從雅典城出來往下走,來到比雷埃夫斯港口,向女神祈禱,觀看群眾慶典。然后上行回城。中途遇見幾個朋友,一起到波勒馬庫斯(Polemarchus)家里用餐。朋友們一邊用餐一邊討論何謂“正義”。蘇格拉底遇到幾位朋友猛烈的攻擊。這是空間中的下行、上行。

      為了應對這些攻擊,他邀請大家跟他一起,用言辭建立一座好的城邦。大家從現實城邦出發,在言辭中向著那座理想城邦邁進。這又是上行。在第四卷,朋友們已經對什么是好城邦達成了共識。然后又討論城邦治理的具體問題,高潮,就是最好的城邦需要最智慧的統治者——哲人王。這是上行的頂點。

      最后兩卷,蘇格拉底帶著朋友們從頂峰下行,一路參觀好城邦如何逐步敗壞成壞城邦。下行的終點,就是朋友們正在飲酒、清談的當代雅典。整個故事,是由朋友們的爭吵引發的。蘇格拉底沒有直接回答朋友們的逼問,而是帶著朋友們做了一次精神上的上行、下行之旅。當旅行結束的時候,朋友們看到了從前未曾看到的東西,視野更新了,原先的問題似乎也就不再是問題。 這是思想中的上行、下行。兩個上行、下行結構套嵌在一起,正是蘇格拉底終生從事的事業:讓自己下行,繼而引領同伴上行,是這位教育者的工作。從當前生活振起,上行,繼而帶著新的眼界回歸當前生活,是這位教育者的工作方法。

      促成這次旅行的,是兩個思想實驗。

      剛開始,談話只是常規的討論。蘇格拉底想通過概念分析澄清“正義”的意義。聊著聊著,一個朋友發怒了。這個人就是塞拉西馬柯(Thrasymachus)。他對“正義”不耐煩。他認為,所謂“正義”,無非是弱者編造出來保護自己的謊言,而這種謊言歸根結底只能約束弱者。強者是不在乎“正義”的。強者只做自己想做的。強者的欲望是什么,“正義”就是什么。

      塞拉西馬柯還有兩個幫手,一個是格勞孔,一個是阿狄曼圖(Adeimantus)。格勞孔也不大確信有所謂“正義”。他設計了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呂底亞人的指環。如果一個牧羊人得到一枚隱身指環,他可以在無人知曉的狀態下做任何事,他會做什么?如果沒有任何東西阻擋他實現欲望,他還有什么理由壓制欲望?緊接著,格勞孔又給出第二個實驗。假如有兩個人:一個終生不義卻騙過所有人,有義人之名;另一個終生行義,卻遭受所有人的誤解,有惡人之名;哪種生活更值得過?格勞孔認為答案很清楚。如果行義的代價是一生,作惡的成本是零,沒人會有不同的選擇。

      格勞孔的思想實驗已經把蘇格拉底逼到絕路。因為那幾乎是說,人不可能在自己的靈魂中產生“正義”,或者說,人不可能管住自己的欲望,欲望遠比“正義”真實、有力。如果“正義”不是人的自律,那就只能是神的他律。于是,阿狄曼圖上場了。他說,雅典人關于神的知識,都是來自于詩人。詩人們說,神是喜怒無常的,神是可以賄賂的。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可以做盡壞事,但只要有錢,就可以做很多奉獻賄賂神,逃脫懲罰。這當然也就意味著,根據雅典詩人的教誨,“正義”不在神那里。這是對蘇格拉底的最后一擊。 如果“正義”既不在人的靈魂里,也不源于神,那就只能是強者、弱者互相斗爭時的工具或謊言了。塞拉西馬柯、格勞孔、阿狄曼圖是患上“正義不耐煩癥”的人,他們偏偏催促蘇格拉底快速證明“正義”。

      要想擺脫這個困局,旅行比辯論有用。如果塞拉西馬柯真的相信所有人都想為所欲為,強者的美德就是為所欲為,如果格勞孔真的相信獨處的靈魂只能聽命于欲望,如果阿狄曼圖真的相信神就是喜怒無常的有超能力的受賄者,那么這場辯論根本不必繼續下去。蘇格拉底根本不可能說服對手,因為這根本不是修辭、邏輯的問題。這是視野的問題。你不可能為非洲朋友描述雪,除非他親自看到。所以,蘇格拉底建議大家,暫且擱置口舌之勇,保持友誼和耐心,跟他來一場精神巡游。辯論場上解決不了的問題,說不定可以靠旅行解決。

      二、哲人王

      旅行的目的:見識過好的,才能認出壞的。整個《理想國》就是一場關于旅行的故事。蘇格拉底先跟朋友們一起探索什么是好的城邦、什么是好的靈魂,然后再以好為參照,認識什么是壞的城邦、壞的靈魂,壞在哪里。道理很簡單。一輩子只見過印刷品和贗品的人,沒能力鑒別古玩書畫。他得見過足夠多的真東西,才有可能辨別真假、好壞。

      什么是好城邦?蘇格拉底給出的初步結論不復雜:好城邦,就是正義的城邦;(正義,就是各司其職。)王做王該做的,并且做好;士兵做士兵該做的,并且做好;鐵匠、詩人、農民做該做的,并且做好。換個方向說,得讓最適合做王的人做王,最適合做士兵的人做士兵。這看起來不是什么深刻的道理。不過,如果再給蘇格拉底一點兒耐心,它的力量就顯現出來了。

      我們暫且不要追問什么樣的人適合當王,什么樣的人適合當士兵。重要的是,正義即是各司其職,這意味著什么?這首先意味著,城邦不是均質的,或者說,城邦不是由同一種人組成的。塞拉西馬柯、格勞孔都堅信城邦只有一種人。強者、弱者其實是一種人,都是為欲望驅動的人,只不過強者因為力量而外拓、侵略,弱者因為無力而內斂、防御。如果城邦只有這一種人,那是無所謂各司其職的。因為所有人都是食物爭奪者,只不過因為實力的差異,暫時接受某種成王敗寇的恐怖秩序。這樣的城邦可能是現實的城邦,但絕不是好的城邦。

      好的城邦里,人應該是千姿百態的,因此也該過適合各自狀態的生活。人為什么千姿百態呢?因為人的靈魂千姿百態。塞拉西馬柯、格勞孔之所以認定城邦里只有一種人,是因為認定人的靈魂都是一個樣子:欲望是靈魂的主宰,不受管轄,不受教訓,不受節制。他們在當代的雅典城里見過太多這樣的靈魂,以至于把這樣的靈魂當成靈魂的模型。可是當他們踏上尋找理想國的旅途,他們也認為,好的城邦不該充斥這種靈魂,靈魂該有別的可能。正義的城邦,意味著城邦中的各種人各司其職。正義的靈魂,則意味著靈魂中的各個部分各司其職。這當然首先意味著,靈魂當中,不只有欲望一樣東西。除了欲望,還有別的,比如理智、情感……

      蘇格拉底設法讓朋友們相信,正義即是各司其職。這已經把朋友們的視野打開了,因為在此之前,朋友們都是相信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接下來的問題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各司其職。各司其職意味著秩序。鐵匠鋪有鐵匠鋪的秩序,學校有學校的秩序,軍營有軍營的秩序。僅僅依照鐵匠鋪的秩序建造城邦,或者僅僅依照軍營的原則建造城邦,那非但不是有序,反而是無序。城邦,是要容納所有這些小秩序,在多元的小秩序中形成整全的秩序。同樣的道理,靈魂也應該有一個整全的秩序。欲望有它的權利,但靈魂不能僅僅滿足欲望的權利。最好的靈魂,是讓欲望、理智、激情相互玉成,形成整全秩序的靈魂。理解了什么是好的城邦,也就理解了什么是好的靈魂,反過來也成立。蘇格拉底告訴朋友們,靈魂和城邦是互喻的。靈魂是小寫的字母,城邦是大寫的同一個字母。人們不愿意生活在強盜橫行的混亂城邦里,那么他就不該欣賞為欲望驅動的靈魂。

      在言辭中,蘇格拉底引導著朋友們向王道城邦攀升。政治操心的過程中,心靈也漸次敞亮。一個相信靈魂就是欲望的奴隸的人,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王道城邦,連在言辭之中隱約看見都不行,因為他能理解的制度,只能是圍繞欲望的生存斗爭,以及在長期斗爭之后達成的一套算法。一個飽覽城邦惡斗、團體黨派爾虞我詐的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想象配得上行使統治的好靈魂,連在言辭中姑且認可都不行,因為他能想象的靈魂,無不被貪欲驅使。所謂成王敗寇,德性云云只能是欲望戰爭的包裝。蘇格拉底帶領朋友們上行,就是要把他們從兩種視野封閉中解放出來。唯有如此,才能理解好城邦、好靈魂。二者,要么同時理解,要么同時不理解,不可能取一舍一。

      哲人王,是城邦、靈魂互喻的頂點,兩重視野交匯之處。

      一個能讓理智、激情、欲望各司其職的靈魂,便是一個健康的靈魂。當然,各司其職的意思是理智理智引導激情,理智照料欲望。一個健康的靈魂是這樣的:他依憑理智堅持著某些“正確見解”;這些“正確見解”,讓他知曉自己之當為、不當為;他以全部理智、激情為所當為;當為之中,既有正當欲望的滿足,也有不當欲望的罷黜;他就這樣在自己的位置上過了一生。他的一生,沒有淪為欲望的奴隸,做了自己的主人。用蘇格拉底的話說,他的生活節制,且正義。這樣一個人,足以成為好父親、好兄弟、好工匠、好商人、好戰士。城邦需要這樣的公民,但只有他們還不夠。那些足以指導他們生活的“正確見解”,不足以指導城邦。

      “見解”總是破碎的、臨時的,總是對自己的源頭不甚了然的。一個鐵匠,終生謹守某些關于鐵匠生活的見解,就夠了。城邦的教育者、指導者則不行。根據定義,“正義”就是城邦的有序。有序的城邦,首先要求整全的視野。一個滿足于破碎的、臨時的見解的人,不可能獲得整全視野。唯有從“見解”上行,追尋世界之實相的人,才有可能獲得整全的視野、健全的判斷。蘇格拉底稱之為智慧。

      所以,哲人首先得是靈魂有序者;但他不能滿足于“見解”之有序,得從見解上行,尋求智慧。現實中的城邦統治者,往往是愛好某種“見解”的人。不完整的“見解”或許足以整飭一個鐵匠的生活,卻足以導致一個城邦的失序。哲人,則是愛智慧者。愛智慧者,是讓靈魂之秩序接通了真理之源頭的人。蘇格拉底引導朋友們在言辭中看見這樣一個人。大家都同意,如果真有這樣一個人,必須把城邦交托于他,不管他樂不樂意。

      哲人王的話題,從第五卷持續到第七卷。這是《理想國》最“哲學”的部分。蘇格拉底幫朋友們區分“愛意見”與“愛智慧”,“型”與“物”“實在”與“影像”。蘇格拉底還區分了“理性”“理智”“信念”。當然,蘇格拉底還提出了那個著名的洞穴譬喻。

      蘇格拉底要做的,是向朋友們展示真理與生活的關系。他要在真理和生活之間劃定邊界,還要讓真理和生活之間保持通道。他即將談論的城邦敗壞,無非源于真理、生活的失序:或者錯把生活意見當成真理,或者把真理逐出生活。

      談論哲人王時,蘇格拉底順便提及城邦對哲人的侮辱和損害。第六卷的航船譬喻,第七卷的洞穴譬喻都與此有關。哲人在城邦中遭受侮辱和損害,這正是城邦敗壞的標志之一。它意味著,城邦的諸成員合謀切斷生活與真理的聯絡:

      如果他又下到洞中,再坐回他原來的位置,由于突然離開陽光而進入洞穴,他的眼睛難道不會因為黑暗而什么也看不見嗎?……如果這個時候那些終生監禁的囚徒要和他一道“評價”洞中的陰影,而這個時候他的視力還很模糊,還來不及適應黑暗,因為重新習慣黑暗也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那么他難道不會招來譏笑嗎?那些囚徒難道不會說他上去走了一趟以后就把眼睛弄壞了,因此連產生上去的念頭都是不值得的嗎?要是那些囚徒有可能抓住這個想要解救他們,把他們帶出洞穴的人,他們難道不會殺了他嗎?

      蘇格拉底的譬喻里,真理的消息會讓從未聽聞真理的人焦慮、憤怒。憤怒的人們會聯合起來抵制那個傳遞消息的人,殺掉他,詆毀他,或者,假冒他。敗壞的城邦里會有大量假冒哲人的人。不配研究哲學的人假冒哲學家,這等于奴隸假冒自由人,僭主假冒王。敗壞的城邦到處都有這種似是而非。

      談了哲人王,王道城邦的建造才算完整。王道城邦當然得是正義的。正義的意思,是各種靈魂各當其位各司其職。為了正義,城邦必須向真理敞開,與真理保持溝通。哲人就是城邦與真理之間的通道。為了靈魂,也為了城邦,他向真理發起“神圣的凝望”,再把真理的消息帶回城邦。當他的眼睛從“神圣的凝望”回轉人間,會出現“暫時失明”。任何人從亮處回到暗處,都會如此。這就對決心追求正義的城邦提出了要求。它得信任哲人,甚至得依賴哲人。就是說,它知道,與真理的聯絡是性命攸關的事。同時,它還得對哲人有耐心。它不能用培養律師、修辭學家的方式培養哲人,也不能到法庭、議會、智術學校當中去尋找哲人,更不能任由黨派分子、群眾鼓動家嘲諷、詆毀哲人。這樣,王道城邦就有三層美德:接受真理的指導,向真理敞開,抵制對真理的輕佻。這就意味著,一個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只愛自己不愛真理的城邦,注定敗壞。

      蘇格拉底引領朋友們,在言辭中眺望到王道城邦。這個城邦是否能在日光下實現?當然可能,因為它是一切城邦的型。一切模仿品都在趨近或背離自己的型。只要眺望到型,并且決心趨近它,可能性就永遠不會封閉。可是,答案也可以是當然不能。不過,答案也可以是不能。因為王道城邦向日光下的城邦要求的,不是模擬,而是悔過。尤其需要悔過的,是那些拙劣的贗品制造者——僭主,以及僭主的幫閑——輕佻的詩人、假冒的哲人。

      蘇格拉底帶領朋友們見識了好城邦和哲人王,這是旅行中最快樂的攀登部分。當哲人王重回洞穴之后,旅行就進入陰森恐怖的下半程了。

      三、雄蜂與僭主

      旅行的上半程是說,朋友們有可能走到洞穴之外。旅行的下半程是說,人類歷史的主要故事,是洞穴里面的故事。洞穴里面的故事是什么呢?首先是洞穴居民集體拒絕和迫害哲人。接下來,就是洞穴里面的城邦退化和靈魂退化。

      第八卷、第九卷,蘇格拉底推演了一個敗壞的因果鏈:榮譽政制、寡頭政制、民主政制(柏拉圖意義上的“民主”,與各種現代爭論暫時無關)、僭主政制。和政制敗壞對應的,是靈魂的敗壞。

      如果說“正義”就是各當其位、各司其職,就是城邦與靈魂的有序,那么敗壞的過程就是失序的過程,就是最不配統治的篡奪了統治。這件事,既發生在城邦里,也發生在靈魂里。

      榮譽政制靠少數人的榮譽維系,榮譽是一種指向德性的激情。

      寡頭政制,靠少數人的財富維系。當城邦膨脹,黨爭蜂起,財富比榮譽更有效。榮譽感通常是陰謀家的絆腳石。

      民主政制,靠人的數量維系。從寡頭制到民主制,往往經由革命,多數窮人對少數富人的革命。所謂革命,其實不是生活原則的更替。相反,少數寡頭的生活情調成了全體民眾的生活指南。民主,是讓每個人都成為小寡頭,好利的欲望統治著他們的生活。民主時代的好利,質量要比寡頭時代更低下。寡頭時代的寡頭們,身上尚有榮譽時代的遺跡,珍惜榮譽,崇尚節制。民主時代的私人寡頭們,則在私人生活和靈魂里放逐了榮譽、節制之類的牽絆。節制代表著有序。放逐了節制,意味著對秩序的無視。在一個民主靈魂里,理智、激情、欲望之間不需要秩序,各色欲望之間不需要秩序,只要一物在,它就該在。與民主靈魂匹配的,是社會的“自由”氣氛。蘇格拉底說,那種“自由”其實是失序的代稱。從寡頭政制蛻變而來的民主政制,在其初期,總是振奮人心的,看上去色彩斑斕,生機勃勃。色彩斑斕底下,卻是善惡、美丑、好壞、高貴、卑劣的雜陳。人們逐漸喪失辨識揀擇的能力,也逐漸喪失辨識揀擇的愿望。人們寬宏大量,對所有事物一視同仁,給它們平等競爭的機會。人們相信,在自由競爭中遲早會形成某種自發秩序,那將是最好的秩序。人們無比信靠這種“自由”,對未來無比樂觀。人們不知道,“自由”正在走向末日。

      靈魂里的民主原則,意味著靈魂失序。依照“正義”原則,理智領導激情,照看欲望,那樣的靈魂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由),那樣的城邦是自由的。依照民主原則,理智、激情、欲望絕對平等,公平競賽,勝者優先。其結果,只能是利爪戳瞎眼睛,欲望踐踏理智。人們盲目信賴自發秩序,等來的則是叢林里的自發秩序。當然,對公平競爭抱有幼稚幻想的心靈會說:如果善是好的,就該自動戰勝惡,連自己都不能保護的善,也沒辦法證明自己。如果他真的這么想,那他已經為迎接僭主做好了準備。(僭主,就是那個用叢林里的勝利證明了自己的人。)

      蘇格拉底意義上的“民主心靈”,不只是熱愛城邦里的民主投票的心靈,更是讓理智、激情、欲望施行民主選舉,爭奪靈魂主權的心靈。爭奪的結果,通常是欲望稱霸。蘇格拉底用“雄蜂”比喻欲望以及被欲望驅使的人。日光之下,沒有任何地方干凈到沒有雄蜂。雄蜂永遠是城邦和靈魂的一部分。有序狀態里,雄蜂是被統治、被照料、被規訓的對象。而城邦和靈魂的敗壞史,則是雄蜂的解放史、奮斗史、稱霸史。僭主政制絲毫也不深奧,無非是城邦里雄蜂竊取了他不配擁有的統治權。與之相應的,則是靈魂里的雄蜂獲得了對靈魂的獨裁。僭主制就是雄蜂的稱霸,雄蜂稱霸的前身,則是對雄蜂的放任。無節制的“自由”,最終為雄蜂貢獻了一片通往專制的叢林。

      僭主是看穿民主、利用民主的人。民主心靈總樂觀的,樂觀里帶著一點兒善良和很多天真。借助民主氣氛崛起的僭主可不善良,更不天真。他早就看穿了養育了自己的那種“自由”,一旦掌權,他會毫不容情地終止自由。終止自由是一個系統工程。城邦里的誅除異己,只是常規戰術。更隱秘也更重要的,是在靈魂里誅除異己。蘇格拉底把僭主比作帶刺的雄蜂。帶刺的雄蜂最樂意統治的,是無刺的雄蜂。當他發現城邦里無刺的雄蜂太少,便會為自己制造合適的臣民。制造方法也不難,只要讓欲望在大多人的靈魂里行使統治就可以了。有時只要一點兒威逼、一點兒利誘,有時則需要編造一些新的“哲學”。這都難不住僭主。他必須動用他知道的一切手段,維護統治。他對統治的全部理解,可能就是殺掉自由。僭主是最聰明的壞人,最有力的傻子。

      民主心靈失去了對好的理解力,因此失去了對壞的反抗力。有人指責蘇格拉底鄙視民主,這不是實情。民主本身不值得鄙視,民主里面那種導致僭政的可能性,則須警惕。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大多數純正的民主心靈喪失了警惕的能力。喪失自我理解之力的民主,是通往僭政之路。此事,在他的時代已經發生了,在此后的時代還將反復發生。

      從哲人王一路下行到民主政制、僭主政制,蘇格拉底就幫朋友們理解了當下的處境:當下的雅典,已經卷入民主、僭主的乏味循環。這個乏味循環,不是個別政客的責任,是由城邦公民的靈魂狀態決定的。當公民的靈魂已經退化成雄蜂的水平,他們便只配接受僭主的奴役,而且,他們根本不能理解自己的被奴役狀態。這種對自身狀態的不理解,典型代表,就是塞拉西馬柯、格勞孔。他們欣賞強者,因此是僭主靈魂;他們又假定所有人都是欲望的奴隸,因此又是民主靈魂。他們已經意識不到靈魂還有別的可能,因此無法理解政治的其他可能,因此不能理解“正義”,甚至對“正義”不耐煩。他們其實是把退化了的靈魂的樣子,當成靈魂本來的樣子。他們自以為對人性非常了解,其實對自己一無所知。蘇格拉底帶領他們旅游,不是要說服他們,只是讓他們見世面,改換視野。他們的問題,不是錯誤,而是偏狹。一旦脫離偏狹,他們自會重新審視自己、城邦以及時代。

      四、詩人何為

      《理想國》里有兩次重要的“驅逐”。首先前面提到過,敗壞的城邦總是要驅逐哲人。那意味著,它總是試圖崇拜自己,切斷與真理的關系。另一次“驅逐”,則發生在建國之旅的開端。建國之旅剛一開始,蘇格拉底就發起對詩人的“驅逐”。這是一次常遭誤解的,著名的“驅逐”。

      蘇格拉底讓朋友們想想,拿什么教育城邦的衛士,該把城邦的衛士教育成什么人。雅典人都活在荷馬、赫西俄德的教育里。不管荷馬說了什么,他唱出的詩句塑造了雅典人的靈魂,訓導著雅典人的生活。神是什么性情,英雄是什么風度?他們就是荷馬詩句里的樣子。荷馬就是教養,雅典人不可以選擇。但是此刻,朋友們打算建一個全新的城邦。蘇格拉底問大家,要不要把荷馬原封不動帶到那里去?那實際是問:要不要把今日雅典街頭的同胞帶到新的城邦?

      詩人,是建國之旅遭遇的第一個問題。蘇格拉底并非小題大做,強行引入。實際上,他是接著阿狄曼圖談。引出建國之旅的是“正義”問題。阿狄曼圖的最后陳詞,提到了詩人。他把荷馬、赫西俄德視為雅典人的生活導師。雅典人依照他們的教誨認識神。那些自相矛盾的說法在雅典人頭腦里造成混亂,那些任性的可以賄賂的神,那些感情用事動不動就撕扯頭發的英雄,讓雅典人的生活變得輕佻。如果人和神的關系就是這樣,如果“正義”就是源自這樣的神,那么人沒理由不把“正義”當成一個圈套,或一出戲。阿狄曼圖的陳詞已是對“詩之罪”的舉證。詩人是風俗的引導者,因此也得對風俗的敗壞承擔責任。詩人是危險的,因為詩的魔力太大,詩人的技藝太驚人。詩人能向幼嫩的靈魂灌注正確的見解,也能從哪怕蒼老的靈魂里把正確的見解抹掉。阿狄曼圖的困惑表明,詩為雅典人帶來的,是混亂的見解。蘇格拉底緊接著阿狄曼圖發言,談論詩人,水到渠成。

      蘇格拉底問朋友們,新的城邦要不要詩,如果要,要什么樣的詩。這不是文學問題,是教育問題、政治問題。最重要的,這是由何謂“正義”引出的教育問題、政治問題。 “正義”只發生于健康的靈魂,只存在于健康的城邦。而健康的靈魂和城邦,只能在時間當中栽培、成長。這就是教育。蘇格拉底的朋友們立刻領會了這個意思。他們都愛荷馬,但他們都明白,眼下的工作,不是捍衛荷馬,而是捍衛城邦。這就好像一幫父親討論該拿什么飲料喂養孩子,無論多么熱愛美酒,也不會有人高喊美酒適合喂養。

      蘇格拉底的朋友們明白當前問題的實質。柏拉圖的讀者們未必明白。《理想國》有很多著名的段落,審判詩人就是其中之一。在大學的文學課堂上,這段常被視為柏拉圖的罪狀。教材和老師經常提醒學生:柏拉圖的文藝思想是敵視文藝;柏拉圖的政治思想,帶有迫害文藝的傾向;允許城邦迫害詩人,是現代極權的古代先兆。類似的說法很多,幾乎已經變成常識。

      其實,敗壞社會之所以敗壞,不是因為它驅逐詩人,而是因為它驅逐好詩人。而在此之前,它必定首先容忍、慫恿壞詩人。而在此之前,它的人民早已喪失了辨別好壞的能力。而在此之前,人民和詩人都忘了詩何為,詩人何為。

      這樣一個社會,人們僅僅把詩當成娛樂,覺得用詩娛樂就夠了。多數人把詩當成娛樂工具的地方,就會有少數人出來,把娛樂當成宣傳工具。僅僅把詩當成娛樂的人,一定是對宣傳失去抵抗力的人。對宣傳失去抵抗力的人,一定被最壞的宣傳俘獲。當詩成了壞宣傳的工具時,驅逐詩人的事情就發生了。敗壞的城邦,會把那些威脅到自身之敗壞的好詩人驅逐出去。實實在在經歷過敗壞社會的人,都斷定驅逐(迫害,殺戮)詩人是一樁暴行。可是,實施這樁暴行的人,一定是重視詩的人。他知道詩是捏造人心的武器,得把它抓在自己手里。他能抓住這件武器,乃是因為大多數人早已拋棄這件武器,根本不知道它是武器。沒人善用詩,就有人濫用詩。

      蘇格拉底提議在王道城邦里驅逐詩人,恰恰是提醒那些關心正義的朋友:必須重視詩,重申、重建“詩”與“正義”的聯系。詩能影響靈魂,所以詩關乎世道人心。如果說詩人有罪,罪不在詩,而在于詩人忘了詩與正義的聯系。詩人技藝卓絕,驚心動魄,易如反掌。足以驚心動魄的詩人,常常忘記,技藝本身不是目的,該是“正義”之事業的一環。一旦忘記這點,詩人的技藝就可能被濫用,被他自己濫用,被僭主濫用。

      蘇格拉底當然不是仇恨詩,仇恨詩人。他如此嚴苛地談論詩,其實是要引導朋友們理解秩序。

      在一個日益浮華、腐化的社會里,詩,常被認為與秩序無關。正因如此,蘇格拉底才在建國之初,把逍遙于化外的詩拉回“正義”的視野。不只是詩,城邦里的所有技藝都得如其所是地守住自己的職分。任何一種技藝,忘記或錯置與更高事業的關聯,即為不義的。鞋匠忘了鞋要為腳服務,是為不義,但此事極少發生。鐵匠以為自己是城邦的導師,是為不義,但此事極少發生。詩人則經常忘了自己對“正義”的責任,卻又同時想要扮演眾生的導師。

      蘇格拉底和朋友們的建國之旅,始于詩人問題,終于詩人問題。那是因為詩是雅典生活的重要表征,也是雅典人最引以為傲的光榮之事。要想診斷生活的問題,人們必須從最珍視的那部分開始。

      僭主在現實的敗壞城邦里驅逐詩人,蘇格拉底在言辭的王道城邦里驅逐詩人。因為蘇格拉底知道,能夠對抗敗壞的,不是空洞無物的寬容(不是說寬容全都空洞無物,柏拉圖鄙夷空洞無物的寬容),而是捍衛正義的斗爭。不想遭受僭主迫害的詩人,必須加入斗爭。至少,他不可以在城邦里助長那種滋生僭主的敗壞。

      蘇格拉底的建國之旅始于不寬容,正是要幫助人們記起比寬容更重要的事,那才是寬容的根基。

      五、兄弟相認

      旅行比辯論有用。當兩個沒見過世面的人各抱一孔之見爭論不休時,他們需要的不是勝利,而是旅行。旅行的好處,是拓展視野。視野的拓展,會讓人意識到比戰勝對手更緊迫的事:認識自己。一個不認識自己的人,到處發現敵人,卻永遠認不出兄弟。《理想國》就是一個關于旅行的故事。當然,這是發生在靈魂里的旅行。發生在靈魂里的旅行,蘇格拉底稱之為“辯證法”。

      第七卷末尾,蘇格拉底談到自己的技藝:不是向靈魂注入本來沒有的,而是讓靈魂恢復原本就有的。那是一種由偉大視力而來的偉大知識。當靈魂深陷泥淖不能自拔時,唯有依靠這種視力自救。蘇格拉底的技藝,就是幫助人們恢復這種視力,他稱之為辯證法。

      蘇格拉底所謂的辯證法,是使靈魂獲得解放的技藝。只見過欲望的靈魂,便只能盯住欲望不放。偏狹的視野是靈魂的累贅,壓著人,讓他永遠往下看。等他見識了榮譽、理智、理性、神,沉重的累贅就消失了。他可以在一個更大的視野里重新面對欲望,給欲望一個合宜的位置。于是,他成了“辯證法家”:在事物的相互聯系中認識事物的人。使他得以眺望真理的,不是蘇格拉底的耳提面命,是他自己那恢復了的“辯證法家”的視力。蘇格拉底只是幫他促成了這個恢復。

      蘇格拉底和朋友們的旅行,上窮碧落下黃泉。可是,這樣的旅行有什么用呢?它既不能把天上的王道城邦帶到塵世,也不能把僭主從地上趕走,終歸只是一場談話而已。但這樣的談話里,保存著反抗奴役的希望。僭政的實質,是僭主與人民之間的內戰,是全體人民之間的內戰,是每個人靈魂中的內戰,是為欲望驅使的雄蜂與雄蜂之間的火拼。蘇格拉底的言辭旅行,則是讓人們兄弟相認的藝術。首先,它讓聽眾意識到自己是人,而非雄蜂,或欲望的奴隸;其次,它讓人們在旅途中兄弟相認,結成伙伴。這意味著,世上至少有幾個活生生的人。他們在共同的旅途中見過些世面,見識了好,因而有能力辨別壞,因而擺脫了僭政賴以維系的,無教養的精神土壤。

      別忘了,《理想國》的出發點,根本不是依照觀點、立場、公式建造人間天國。蘇格拉底講述一個漫長的故事,只是為了治愈朋友們對“正義”的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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