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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能不憶江南——從叢林到“叢林”

              來源:文藝報 | 董宏猷  2020年03月13日09:08

              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離風暴的中心如此之近。武漢市所有的街道社區中,我家所在的唐家墩街,是排名第一的高危地區。較早診斷出新冠肺炎患者的武漢市中心醫院后湖院區,也在我家附近。每天在家關注武漢、湖北、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疫情,常常有種魔幻的感覺。如此兇險的疫情,是怎么傳染開去的呢?17年前,非典選擇了廣州和北京,而今年,新冠肺炎則選擇了廣州與北京之間的武漢。個中因由,痛中思痛,令人深思。

              說實話,我從來沒有去過華南海鮮市場。更不知道海鮮市場里面,還販賣野生動物。一來慚愧,自己很少去光顧菜市場;更重要的是,武漢人不太愛吃海鮮。武漢的河鮮太豐富了,傳統的飲食習慣是喜歡淡水魚蝦。過去,海鮮在武漢屬于奢侈品,很少進老百姓每天的菜籃子。野味倒是有的,但也不是主流。直到這次疫情暴發,媒體披露出華南海鮮市場一直在販賣野生動物,我才嚇了一跳。就在市場西區隱匿的角落里,各種野雞、土撥鼠、梅花鹿、猴、野豬、貍獾、竹鼠、果子貍、孔雀、鴕鳥、狐貍、駱駝、鱷魚等野生動物,以及待宰的貓、狗、蛇、鱉,品種繁多。從售價6000元的活鹿,到5元一條的蜈蚣;還有4000元的鴕鳥,500元的孔雀和狐貍。其中,有許多是國家一級二級保護野生動物,更多的是國家“三有”保護動物,即有益的、有重要生態價值、有科學研究價值的野生動物。獵殺捕食販賣這些國家保護野生動物,都屬于違法行為。但是,這么多年來,這些違法販賣野生動物的行為居然沒有被禁止。更要命的是,華南海鮮市場距離漢口火車站只有幾步之遙。購買了野生動物與海鮮的人,那些逛了市場的人,或者那些在人海中接觸了這些人的人,轉眼間就可以從武漢流向全國各地。春節前夕,我從北京乘坐火車到漢口火車站回家。我知道春節前夕是春運高峰期,漢口火車站以及武漢所有的車站與機場是多么擁擠。武漢乃九省通衢之地,那些已經被感染了新冠肺炎的患者,自己渾然不知,身邊的人也渾然不知。病毒就藏匿在他們的身體里,走到哪里,就傳播到哪里。一場震驚世界的大災難,就在最喜慶、千家萬戶團聚的日子里突然暴發,一直蔓延至世界各地。

              疫情暴發以后有朋友問我:“你的長篇小說《鬼娃子》,不就是寫保護野生動物的嗎?書中寫到的那些盜獵野生動物的集團,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嗎?”實話說,我對于華南海鮮市場販賣野生動物并不知情,《鬼娃子》書中寫到的盜獵集團鋌而走險、將野生動物偷偷運到廣東等地,倒是確有其事。盜獵販賣野生動物的行為之所以屢禁不止,是因為有著誘惑巨大的市場需求。非典在廣東地區暴發,也與當地傳統飲食習慣有著密切關系。

              例如,廣東傳統的名菜“龍虎鳳大會”,就是將蛇、貓、雞等一起烹飪。還有“五蛇羹”,食材就是金環蛇、銀環蛇、眼鏡蛇、水蛇和錦蛇這五種蛇。將這些蛇去頭剝皮、蒸熟,撕成肉絲,再加入果子貍肉絲、雞肉絲、鮑魚絲,花椒、冬菇、木耳,加入生粉、菊花等配料,就制成了名菜“五蛇羹”。

              此外,老鼠也可以做成各種各樣的菜肴:“鐵串燒鼠肉、天麻參燉鼠肉、馬蹄竹蔗鼠肉煲、籠仔鮮荷蒸鼠肉、碧綠麒麟鼠肉、七彩鼠肉絲、油泡鼠肉片、蘆筍炒鼠肉片”等等。還有一道名菜,叫“三吱”,就是選取剛剛出生的小老鼠,活的,放在盤子里端上來。用筷子一夾,小老鼠“吱”地一叫,這就是“第一吱”。然后,把它放進調料里,調料里面有辣椒,小老鼠辣得“吱”地一叫,這就是“第二吱”。最后放進口里,用牙齒一咬,小老鼠“吱”地再叫,這就是“第三吱”。名菜“三吱”,就是這么個來歷。

              當然,一個地區的飲食習慣,與當地的地理條件和人類的生存狀態緊密相關。五嶺之南,氣候溫暖,動物資源十分豐富。廣東人愛吃野味,由來已久。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韓愈因諫迎佛骨被貶潮州,就被當地的飲食風俗嚇了一跳,他在《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中,就列舉了鱟、蠔、蛤等幾十種令他“莫不可嘆驚”的食材。宋代的周去非《嶺外代答》也說,“深廣及溪峒人,不問鳥獸蛇蟲,無不食之”。清代《粵西叢載》記載,在嶺南“俚民”的眼里,蛇就是普通人家的平常食物,烹制蛇類食品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能,如同北方人必須會搟面、做饅頭一樣。就連魯迅先生也說過“或者他是廣東人,想吃蛇肉”,也就是說,蛇饌已經成為廣東的特色菜肴。

              其實,何止是廣東和南方呢?在中原,尤其是北方,熊掌、豹胎(金錢豹的胎盤)早就是歷史上聞名的美味。孟子寧愿舍魚不食,也想食熊掌。至于豹胎,在《韓非子》里也有過記載。三國時代的曹植在樂府詩里,就贊美過“魴月雋熊掌,豹胎龜腸”。清代的袁枚在《隨園詩話》里更是說道:“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貴者也”。明清年間流行的“水陸八珍”,就有鹿筋、熊掌、鹿尾、象鼻、駝峰、豹胎、獅乳、獼猴頭等野味;“東北王”張作霖則喜歡吃老虎肉。據說,當時的東北名廚趙連壁精烹的“虎肉燒鮮筍”“虎肉丸子燒雪里蕻”“姜絲虎肉炒鮮筍”“虎肉燉蘿卜塊”等,都為張作霖所熱衷。

              中國如此,東方如此,那么西方呢?作為在地球上同樣經歷過“茹毛飲血”時代的人類,西方人同樣有食用野生動物的習慣。據說赫利奧蓋巴勒斯皇帝(218年-222年在位)曾經用600只鴕鳥的腦來招待客人。流傳至今的一份中世紀英格蘭約克郡為內維爾大主教就職而舉行的著名宴會的菜單上,6000名賓客就吃掉了6頭野牛、400只天鵝、104只孔雀。此外,還有500多頭牡鹿、雄鹿、狍子,1500個熱鹿肉餅、608條狗魚和鳊魚、12只海豚和鼠海豚。

              在原始蠻荒的遠古時代,人類為了生存,不得不靠獵取野生動物為食;而早期的人類,也是野生動物口中的“野味”。被貶到海南的蘇軾,在《聞子由瘦》詩中,就描寫了當地人的生活:“土人頓頓食諸芋,存以熏鼠燒蝙蝠”。他在末尾自注說道:“澹耳(在今海南島)至難得肉”。直到現在,生活在極地的因紐特人仍然被允許捕殺鯨魚,也是因為如果失去了這種“野味”,他們自身的生存都是一個問題。

              但是,當人類逐漸走出了叢林,而且,當“叢林”逐漸成為一個表達生存環境的符號,愈來愈遠離了與其他動物互為“野味”的“叢林”,站在了食物鏈的頂端,隨意地捕殺食用野生動物,便日益超越了物質本身,生存本身日益成為一個道德問題,成為人類文明規范中的一個污點。

              我還記得上個世紀60年代下鄉當知青的歲月。從城市來到農村,從城市文明進入農耕文明,包括飲食習慣在內的很多風俗習慣都會發生碰撞。在我下鄉的江漢平原,農民們是不吃青蛙的,因為青蛙是益蟲。而在當時的城市里,青蛙是可以在菜市場公開出售的,城市里長大的孩子們對于吃青蛙沒有禁忌和恥感。剛開始,農民們看到知青捕捉青蛙是反感、反對的。久而久之,發現青蛙可以賣錢的時候,農村也開始捕捉青蛙了。

              我也忘不了知青時代一個多雪的冬天,我們在一片大湖上滅湖造田。下大雪了,糧食和蔬菜都不夠了。生產隊長便將一些谷子拌上農藥,撒到了臨水的湖邊。那是一片茫茫大湖,是無數候鳥越冬的棲息地。到了第二天的清晨,隊長帶領我們去撿野鴨。到了湖邊,我頓時震驚了。就在白雪皚皚的湖灘上,黑壓壓地一片野鴨都被毒死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多動物的死亡。這么多的野鴨,昨天還是活潑潑的,而我就是奪取它們生命的兇手之一。野鴨自然是煮著吃了。但我真的吃不下去。白雪皚皚的湖灘上,黑壓壓地一片死去的野鴨,這樣的畫面像一根刺,一直頑固地扎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曾經寫過文章,表達懺悔,直到今天,這件事情仍然記憶猶新,讓我不能原諒自己。也許,這也是我一直執著于森林、野人和野生動物創作的動因之一吧。

              在這個蔚藍色的星球上,人類曾經與野生動物在叢林里和諧共處,叢林有著叢林自身的法則。早期的人類與野生動物的關系是平等的,也是平衡的。當人類走出了叢林,這種平衡便出現了波動。但是,彼此為了生存,依然維持著脆弱的平衡。而當人類對于野生動物的攫取,早已不再是維持生存的問題時,人類在野生動物和大自然面前,所表現出來的可以隨意支配他者生命的傲慢、貪婪、自私, 成為一種理所當然心安理得的共識與共犯。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一直有先知先覺者不停地預警、呼吁、吶喊,但這些暗夜微光,常常被無邊的大海遮蔽和吞沒。

              大自然開始報復,野生動物開始報復,叢林開始了報復。這種報復,其實是造物主的一種糾偏,一種再平衡。最原始的、最先出手的是那些猛獸:老虎、豹子、熊以及狼。當猛獸一一敗退,退縮回叢林的深處,另外一些更小的動物,或者生物登場:老鼠、蝙蝠、跳蚤,甚至更加微小的病菌、病毒。用人類的冷兵器與熱核武器都無法防御的方式,開始將整個地球作為戰場。它們的目標仍然是“叢林”,要將整個地球變成另外一種“叢林”,一種與人類達到新的平衡的“叢林”。

              公元6世紀。歷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從中東開始暴發,經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陸海商路傳至北非、歐洲,一路流行,勢不可擋,幾乎殃及了當時所有著名的國家。這次鼠疫大流行,竟然持續了五六十年,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危險的流行期,全球每天死亡萬人,死亡總數將近一億人,直接導致了東羅馬帝國的衰落。

              一場鼠疫竟然流行了五六十年嗎?是的,這還不是最長的。在小小的病菌面前毫無抵抗力的人類,不知道為何會遭此大劫難的人類,再次遭到攻擊。公元14世紀,第二次鼠疫又開始暴發,在歐亞大陸和非洲北海岸肆虐流行。這次的鼠疫大流行,持續了將近300年,歐洲成為重災區,死亡2500萬人,占當時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意大利和英國的死者,占其人口的半數。

              鼠疫引發的大瘟疫、大災難攻擊的都是人口密集的城鎮,連修道院也不能幸免。對于傳染病的成因,14世紀的醫生和術士們一無所知。有些人把瘟疫的暴發歸咎于星宿的力量,有人則歸罪于地震和煙霧,還有的人認為,是猶太人在井水里下了毒。那個時候,也有人想到了用遷移與隔離的手段控制瘟疫,但是從沒有人注意到動物,注意到小小的老鼠。大家都認為,大瘟疫如此的恐怖,是因為上帝憤怒了。于是,我們在史書上會看到這樣的畫面:那些虔誠的神職人員組織起大型的宗教游行。男人和女人大多赤足,穿著苦行衣,或涂著灰,披頭散發,涕淚縱橫,一邊行走,一邊鞭打著自己,直到血流如注。

              這場空前的浩劫的消失也是十分突然的。1666年9月2日凌晨2點,倫敦一位布丁巷的面包師傅法里諾,忘了關上烤面包的爐子,結果面包店著火了。布丁巷位于倫敦舊城擁擠地區的中心,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到下午,大火已經燒到泰晤士河畔。3天后,整個倫敦已有13000間房屋被燒毀、87個教區的教堂被燒毀,300公畝的土地化為焦土。圣保羅大教堂被燒毀,連古墓也遭了殃。倫敦大火只有5個人喪生火難,大多數市民逃離了災區,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大火燒死了數量龐大的老鼠,地窖中的老鼠根本沒有藏身之處。于是,倫敦大火以慘重的代價,解決了1665年以來倫敦的鼠疫問題。

              這次鼠疫大流行在歷史上稱為“黑死病”。到了19世紀末的1894年,“黑死病”再次卷土重來,全球暴發了第3次鼠疫大流行。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達到最高峰,總共波及亞洲、歐洲、美洲和非洲的60多個國家,死亡達千萬人以上。此次流行傳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區之廣,遠遠超過前兩次大流行。1898年,法國科學家席蒙(Paul Louis Simond)在印度孟買首次證明,老鼠及跳蚤是鼠疫的傳播者。在如此漫長的歷史長河里反復折騰人類的大災難,竟然是動物,是小小的老鼠以及跳蚤。

              于是,鼠疫便不僅只是一個醫學名詞,而被闡釋成為罪惡、苦難以及人類精神創痛的隱喻與象征。于是,我們有了阿爾貝·加繆的名篇《鼠疫》:“4月16日早晨,貝爾納·里厄醫生從他的診所里走出來時,在樓梯口中間踢著一只死老鼠。”當然,《鼠疫》是以二戰作為背景的,劍鋒直指德國法西斯,以“鼠疫”為隱喻,將其對苦難、死亡與存在的思考,以及現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了極致。但是,在瘟疫與病毒一次又一次在全球蔓延的今天,重讀《鼠疫》,讓我深思的是加繆如下的忠告與警示:“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

              說實話,倘若不是自己的家鄉暴發疫情,對于病毒,我基本處于無知的狀態。但是這一次,不僅是我,相信全中國的老百姓,都記住了“新型冠狀病毒”以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從病毒的出現到蔓延至全球,驚動世界衛生組織,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僅僅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現在,它又有了一個新的名字“COVID-19”。“新冠肺炎”簡稱為NCP。此英文縮寫,象征著2019年發現的冠狀病毒疾病。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表示,選擇這一名稱,是為了避免將此病毒與地域、動物或個人所關聯,消除歧視。

              是的,這次的病毒是“新型”的,至今尚未找到它的發源地和傳播途徑,這是這次疫情格外兇險之處。但是,“冠狀病毒”在專業人士的眼里已是老相識了。

              2003年,中國暴發 “非典型肺炎”SARS,在全球引起近萬個確診病例,造成900多人死亡。導致SARS暴發的,就是一種冠狀病毒。2012年,沙特阿拉伯首次發現“中東呼吸綜合征”,造成全球1000多個確診病例,其中,近400人死亡。導致“中東呼吸綜合征”的,也是一種冠狀病毒。除了冠狀病毒之外,這些年來,還有幾種導致大規模傳染病的病毒,也在此起彼伏地襲擊著人類。

              2005年,H5N1型“禽流感”在東南亞暴發,數百人得病;2009年,甲型H1N1流感,也就是“豬流感”病毒,在墨西哥露面;2014年,非洲幾內亞暴發“埃博拉病毒”,當年就造成了11000人死亡。

              《病毒星球》一書的作者,美國耶魯大學學者卡爾·齊默告訴我們,我們的地球,就是一個“病毒星球”。我們生活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病毒史。病毒不僅從未離我們遠去,也永遠不會離我們遠去。我們與病毒,其實早已同處一個“叢林”之中,我們每一個人的個體生命,也與病毒共處共存在同一個“叢林”。

              病毒造就了人類,將人類視為它的家園、它的叢林和宿主。它是生命,它也要“傳宗接代”。于是,一種“逆轉錄病毒”侵入一種動物體內時,就會把遺傳物質插入這種動物細胞的DNA當中。這樣,它就充當了“基因快遞員”。這種動物會同時把自己的DNA和入侵病毒的DNA都復制一遍,然后,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形成了“內源性逆轉錄病毒”。于是,我們每個人的基因組中,都攜帶了將近10萬個“內源性逆轉錄病毒” DNA片段,這些片段占到人類DNA總量的8%。也就是說,人類的基因組可以說是個“病毒泛濫”的地方。同時,也可以說,人類本身就是與病毒共生共存的叢林。

              既然是同生共死的關系,病毒也會幫助宿主抑制傳染病的蔓延。比如霍亂病,就是由一種叫做“霍亂弧菌”的細菌導致的。當霍亂弧菌暴發,導致霍亂病流行的時候,病毒也會迅速增加。大量的病毒會對霍亂弧菌發起一次又一次迅猛的攻擊,去殺死霍亂弧菌。最后,霍亂弧菌“全線潰敗”,霍亂病也就被制止了。

              人類的生存,離不開空氣、陽光和水。病毒為了幫助人類同時也是幫助自己生存,還促成了光合作用,幫助地球成為一個“氧氣星球”。 科學家告訴我們,全球四分之一的光合作用都要歸功于一種海洋里的細菌,叫做“海洋聚球藻”。海洋聚球藻進行光合作用,產生大量的氧氣,改變了地球大氣的組成成分。通過分析它的DNA發現其捕捉光子的蛋白基因來自病毒。地球上10%的光合作用,都是因為病毒所攜帶的基因而發生的。這就意味著,你每呼吸10次,就有一口氧氣來自于那些無處不在的病毒。

              既然人類已經與病毒長期共存,同處一個“叢林”,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多的瘟疫襲擊人類、毀壞“叢林”呢?這便要說到“新型”二字了。襲擊人類的,不是我們本身攜帶的傳統的病毒,而是一種新型的病毒。這種新型的病毒入侵了叢林,企圖破壞叢林的和諧與平衡。人體本身的免疫機制立即行動,開始抵御新型病毒的入侵,清除新型病毒。但是,免疫分子如果對病毒感染的宿主細胞進行攻擊過度,反而會引起超敏反應,造成肺部細胞被自身的免疫力、而不是被病毒殺死,進而引發肺炎等嚴重癥狀,在體內引發炎癥風暴,危及人的生命。于是,抵抗者與入侵者激烈混戰后會同歸于盡。烈性傳染病殺死了新型病毒的宿主,同時,也殺死了自己。

              這些危及人類生命的新型病毒,幾乎都與動物尤其是野生動物有關。病毒讓人防不勝防的,是會“突變”和“變異”。流行感冒來源于鳥類,一個鳥類的流感病毒,只需要幾個簡單的突變,就能搖身一變,成為感染人類的新型病毒。還有可怕的艾滋病病毒,來自于西非的白頂白眉猴,這種猴子攜帶了一種SIV病毒,獨立演化成了HIV-2艾滋病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征”的MERS病毒,來源于一種非洲蝙蝠。北非的單峰駝偶然接觸到了帶有病毒的蝙蝠,感染了MERS病毒;單峰駝商隊把這種病毒帶到了中東地區;然后,這些得病的單峰駝又通過鼻子分泌物感染更多的駱駝,最終感染了人類,又在人類之間傳播。而2003年蔓延全中國的“非典型肺炎”SARS,其病毒則來源于另一種野生動物:果子貍。

              于是,我們又回到了關注的原點,野生動物。

              一位美國的醫生芭芭拉·納特森-霍洛威茨在《共病時代》一書中寫道:“我們與動物的關系歷史悠久且深刻,醫生和患者都要讓自己的思考跨越病床這個界限,延伸到農家院、叢林、海洋和天空。”而卡爾·齊默在《病毒星球》一書的結尾,曾經這么說:“下一次,再有某種病毒從野生動物身上轉移到人類身體內,很可能還會引發大規模疫情,而我們完全可能對致病病毒一無所知。”卡爾·齊默寫下這句話的時候是2015年。

              無獨有偶。在武漢暴發疫情后,親赴武漢防疫前線,并直言“肯定存在人傳人”的鐘南山院士,在10多年前就曾表達過對“非典重來”的擔憂并特別提到了武漢。他在接受專訪時一再告誠:“現在一些動物還存在病毒,如‘中華菊頭蝠’就存在類似非典的病毒,在香港、武漢都有發現。”鐘南山一再強調:“假如我們堅決采取措施,我估計非典不會回來;如果不加強管理,那肯定還會回來。”不幸的是,鐘南山一語成讖。時隔17年,類似非典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再次暴發。鐘南山再次指出:“病毒很可能來自野味。”

              引發這次疫情的野生動物,究竟是蝙蝠,還是穿山甲,還是其他野生動物?公開的暴發點是華南海鮮市場,但是源頭究竟在哪里?目前逐漸顯現的材料開始證明,新冠肺炎病毒的源頭,并不一定在華南海鮮市場;隨著疫情在世界各地的流行傳染,防疫控制疫情并且尋找其源頭的范圍,開始擴展到整個世界。這一嚴酷的現實再次給全人類敲響了警鐘。

              當人類走出了叢林,逐漸取得了對叢林的絕對支配權,打破了既往的平衡,與叢林形成了不對稱的關系。物極必反,叢林開始用自己的力量爭取平衡的歷程,這種歷程包括以野生動物作為宿主或者中間宿主,以病毒和瘟疫的方式向人類發動反擊。

              在這場新型的戰爭中,病毒攻擊的不是國家、民族、種族、性別、貧富,而是“人”這種物種。病毒將整個地球作為自己的戰場、叢林和家園,隨著人類與大自然與叢林的關系越來越失衡,病毒借助野生動物攻擊人類可能也會越來越頻繁。21世紀以來,冠狀病毒就已經三次襲擊了人類。如果我們還不警醒,還不反思,還不達成新的歷史共識,形成新的文明觀與價值觀,新型的不斷變異的病毒還會改頭換面,卷土重來,人類還會繼續付出慘重的代價。

              其實,我們的祖先早就敏銳地察覺到人類必須協調與自然的關系,為世界提供了“天人合一”、陰陽協調以及萬物相生相克的哲學觀。今天,我們又率先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的文明史觀。痛中思痛,我們再也不能讓我們的父老鄉親、子孫后代,頻繁地遭受新型病毒的襲擊了。全面禁止野生動物的捕殺交易勢在必行,徹底改變吃野生動物的陋習勢在必行,花大氣力改善生態環境,堅決制止破壞大自然的決心與行動勢在必行。在全民尤其是孩子們之間大力弘揚“天人合一”的人類文明觀勢在必行,在與新型病毒的斗爭中全人類必須形成新的合力與機制的呼吁與努力勢在必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只有切實行動起來,才能不辜負中華民族在這場抗疫戰斗中付出的犧牲與巨大努力。我們的孩子們才會以新的視野,品味這句唐詩:“能不憶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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