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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蓉》2020年第1期|丁燕:勞動者的黑夜和凌晨

              來源:《芙蓉》2020年第1期 | 丁燕  2020年03月13日13:39

              出門前她一直猶豫著兩件事:一是戴怎樣的圍巾;二是一個人開車走那段陌生的路她能否撐下來。她讓丈夫和兒子幫忙選薄圍巾還是厚圍巾,兩個男人穿著毛茸茸的睡衣正在打游戲,根本沒心思正眼瞧她。于是,她便將兩條圍巾都掛上脖頸出了門。走出樓道,風即刻讓她做出了判斷:厚的!厚的!厚的!

              ——好像她不得不出門。

              因為電話里的聲音告訴她,獎要現場才揭曉,你要到場。她曾說過“女人出門,地動山搖”,因為每一個女人出門,都是一次“出埃及記”——那些洗面奶、眼藥水、口紅和睡衣,一樣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選擇怎樣的交通工具,出租車太貴,順風車又不好搭,她只能被迫想到自己開車。她可以拒絕這個邀約,但她卻沒有說出“不”字——她不知是什么原因在蠱惑著她。她安慰自己:高德地圖上顯示出的距離并不遠,時間也不過只一小時左右。

              經過一早晨的拾掇,她感覺自己終于像想象中的那個人了。燈芯絨旗袍是早已確定的,但肉粉色似乎太淡,需紅圍巾來調節。可是,掛上厚圍巾和薄圍巾后,家里的兩個男人回答說:都一樣。她嘆息,肯定不一樣啊。于是,她就掛著兩條圍巾出了門。坐進駕駛室,她將薄圍巾搭到椅背上,準備開車。已是中午兩點過十分——她為選擇圍巾耗費了十分鐘。是青春雖走,荷爾蒙猶在?還是從藏身洞走出后面對外界,她那樣心虛、膽怯、拿不定主意,謙卑到簡直快成了奴婢?然而,一條圍巾就能提高她的身份和自信嗎?

              從東莞道滘鎮的小區開到京港澳高速東莞站,只花了十幾分鐘。在路口取卡時,她的心里一直懊喪,覺得應該裝個ETC。地圖上顯現有一段路途是醬紅色的——原來發生了事故。于是,原定到達的時間又向后推移了十幾分鐘。她開始浮想聯翩——當臺上念到她的名字時,聚光燈下空無一人。為什么不早點出發?為什么一條圍巾就能浪費十分鐘?磨磨蹭蹭地前行中,她想到了那個即將要面臨的城市。那個她又愛又恨、滿懷復雜情緒的城市——深圳。現在,她需要拿出雙倍的鎮定來面對它。

              她曾在散文《一個人追趕過的那些城》中,描述過她所經歷的城市。她用擬人的手法形容她和烏魯木齊的關系,說她和它“離了婚”,然后她愛上了深圳,可烏黑堅硬的現實是深圳不愛她,她便委曲求全地“嫁給”了東莞。這樣的擬人到了內心中對她懷有敵意的人那里,卻幻化成了現實。他們亢奮地散播,說她離過婚,到東莞后又結了第二次。她聽了哭笑不得。

              四十多分鐘的高速,幾乎一眨眼就抵達了出口。當她的身體與方向盤融為一體時,她甚至體會到了老司機的得意。從高速路口出來,拐入城市街道的那個瞬刻,她渾身一凜。這是2018年12月8日中午三點過十分,她和深圳的主動脈劈面相逢。現在,她已徹底從鄉村來到了城市。深圳到底是特大城市——路更寬,樓房更密集,行人的腳步更匆忙。她的車掛的是深圳牌照,可作為一名司機,一個人駕車來到這個城市還是第一次。她這樣的返回,是懷揣著探望“前夫”的復雜情緒嗎?想到那些給她扣上“離過婚”帽子的人時,她的嘴角再次彎了起來。

              她是個多么不喜歡機械的人,可被生活所迫,逼著去了駕校,逼著開起了車,逼著上了高速。第一次單獨開車時,她的車像蝸牛般慢慢往前蹭;有一次去一個半山腰的賓館開會,她嚇得魂飛魄散,總感覺車要往后倒,即刻會人仰車翻;從山上要下來時,她便央求保安幫忙。人到中年,她其實什么事都不想干,只想窩在床上看小說,順著原來的軌道安安全全向下滑,可生活總逼著她要干些心怦怦直跳的事。

              現在,她已來到深圳書城寶安城的門前——那是棟簇新的四方體建筑,墻體上嵌著巨大的玻璃。她向保安解釋自己是來開會的,對方顯得十分和藹可親,語調里充滿了尊敬。“來開會的啊!”橫欄提起后,她便進入地下車庫。負一層沒車位,她又開到了負二層。她真怕這個車庫還有負三層、四層和五層——她記得在廣州,當車開到負五層時,她的手腳已僵硬得像青銅器。面對生活中出現的大多數事情,她都是笨拙的、膽怯的、恐懼的。她是個多么保守、拘謹和小心翼翼的人,除了寫作,除了寫作。進入寫作后,她變得大膽而狂妄,簡直像個女霸王——那個妖魔根本不是常人,只見她口吐巫言,行為怪誕,上天入地,呼風喚雨。在速溶咖啡或普洱茶的催化下,她變成了一個被附體的人。

              現在,從電梯口進入一樓大廳,她像進入了一個童話世界。人山人海間,她看到碩大的廣告牌掛在墻上,那些評委的頭像比真實的大出了好幾倍;從半空墜落而下的布標上,掛著“十大勞動者好書”的鏗鏘字樣。站在電子屏幕前,在禮儀小姐的指引下,她用手指在冰涼的屏幕上寫下名字后,她的簽名和頭像即刻顯現在大屏幕上。她和相熟的女作家頭對頭拍了美顏照,又進入大廳將自己栽種在座位的壇子里。到處都充滿了童話的色彩和聲音。當她看到舞臺大屏幕上飛揚著各類圖片,聽到音響里字正腔圓的男中音時,禁不住要玩個造句游戲——“頒獎儀式都是相似的,可作家各有各的困難。”頒獎的熱鬧與寫作的清寂,恰好是赤道與南極的差別。

              來之前工作人員通知她要到場,但并未說明她是否獲獎——名單要當場公布。等念到第九位還不是她,她內心里的警報拉響了,頭皮一緊。鋼絲繩讓她的胸口隱隱作痛——她想起另一個獎項的波詭云譎。她后悔自己不該來,但經驗又告訴她,不必當真。再大的糗事,也不過是偶爾的一個笑談,一切都會隨風而逝。這幾年她經歷的還少嗎?那些莫名其妙的詆毀,神經質的惡言惡語,明里暗里的夜梟冷槍,禿子頭上虱子般的踩踏。她知道,一切的憎恨皆緣起于她的創作。若她是中年大媽,熱衷花花草草廣場舞,偶爾寫點斷章取義的雞湯文,受歡迎的程度一定勝過現在。可惜,她總是過于執拗。在她的斗室,她日夜敲打鍵盤。她疲乏、膽怯、驚慌、猶豫、憤怒、煩惱、虛弱、內疚,甚至歇斯底里。她等待靈感的到來,就像等待火箭騰空而起觸到天空之頂。她的這種執拗有多么招人煩,她是后來才知道的。

              此刻,她拿歌德的話安慰自己——“生活里重要的是生活,而非生活的結果。”挨到最后,她終于聽到了:“《工廠男孩》”和“丁燕”。一瞬間,她腦海里的閃電粉碎如濺。她摸了摸紅色的厚羊毛圍巾,起身施施然往舞臺走去。這樣的過程于她并不是第一次,甚至,她已非常熟悉了這種時刻——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渾身散發著“成功”的氣息。她接過獎杯和證書,微笑著拍照后,離開舞臺。然而,她并不認為這是榮耀的時刻,反而覺得這是心酸的時刻。有誰知道萬眾矚目的背后藏匿著多少艱難?登上舞臺的那六七級臺階所需要的幾分鐘,要耗費一個作家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聚光燈簡直就像一個小寫的上帝,只有它知道,只有它知道那些焦慮不安、痛苦不堪、比死還難受的一片空白,她是怎么熬過來的!

              返回臺下,她感到了一種莫名的危機襲來。她提醒自己,這里不是中國的中心,這里是遙遠的南國,她在這里已居住了整整八年。從2014年年初到2015年年底的兩年間,她棲身樟木頭鎮電子廠的女工宿舍,利用下班后九點半至十一點的時間,去男工宿舍采訪。春夏秋冬之后,又一個春夏秋冬。這樣長時間浸淫所取得的素材,和那種一堆人鬧哄哄的采風能一樣嗎?這本書是2016年出版的,而現在已是2018年年底。現在,她的手里捏著獎杯和證書。難道這就是全部?她想起第一天躺在宿舍的床上,被冷風吹得頭皮發麻,好像一把尖錐不斷地刺來時,她哪會想到有獎杯在遠處等待。那時她只有一個心思:一定要寫好!當“80后”“90后”的農民工已成為新的打工階層時,他們遭遇的各種疼痛有誰知曉?而她要著力描述的,正是這個痛點。聽到評委說她擅長處理勞動者題材她并不反感,但同時,她又覺得這是個危險的信號——難道她就不能在別的領域進行開拓?美譽有時也是一劑毒藥,會像誹謗一樣讓人慢性中毒。她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保持難得的自由度,保持那一點薩義德所說的“格格不入”感。

              她猶豫著是否要回東莞?想到暗夜開車,她的腹部居然有了一絲顫動,像孕婦體會到產前陣痛那般。要瞪大眼睛挺直脊梁,在昏昧的光線中持續一小時……她怎能不猶豫!就在這當兒,她居然接到吃飯的短信。于是,她來到了飯桌上;于是,她和一群人坐成了一個圈,或微笑,或大笑。顯然,他們和她一樣,都是來自深圳之外,或是評委,或是領獎者。現在,每個人都從他的小宇宙出發,闡釋著他的觀點,表達著他的文學觀,令這個場合像一場矛盾的盛宴。雖然交淺言深,但她仍覺得在飯桌上討論文學是件極艱澀的事。她坐在椅子上,嘴角掛著笑,但靈魂已飄飄然離場。

              文學是個小姑娘,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打扮她——有的人用“學術”,有的人用“活動”,有的人用“網絡”,而她用的是最傳統、最老派、最規矩的“手工勞作”。每日凌晨,她從床上爬起后燒壺茶,即刻打開電腦,一干就是五六個小時。她就那樣僵立著,機器人般噼噼啪啪,好像從不知疲倦。然而,她到底是肉身做的。等坍塌到床上時,如沙灘上的城堡,五臟六腑全然變成了塵埃。她何苦要這樣逼自己?對,那個問題就來了——難道你是因為沒有吃飯的錢才這樣拼命?她不由得苦笑。一個人若有了吃飯的錢,便可以懈怠、閑散和無所事事嗎?事實上,對她這樣一個沒有根基,身處本鄉本土之外,不愿循規蹈矩,總試圖要改變點什么的人來講,寫作不僅意味著反抗,更意味著全部。

              這場談話的核心詞是“身份”。

              身份——identity ——已是當代中國急需解決的問題。農民工如何成為市民?農民工的孩子如何進入公立學校?遷徙的“外省人”如何融入當地社會?邊疆少數民族如何在經濟大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多民族文化在激烈碰撞后如何獲得一個平衡點?identity !identity!identity!她根本無須過多思考,便已知這是維系中國結構的核心問題。因她自己就面臨著這個困境——你到底是什么人?!

              2010年8月20日之前,她是個篤定的、擁有新疆戶籍的人,之后,她來到廣東。看起來她變得更自由,但同時也意味著她離開了故鄉,離開了家庭結構,離開了原來的生活體系。到廣東生活八年后,她下決心買了個茶臺,因為她總被別人暗中恥笑。可在她家的冰箱里,總放著一摞摞新疆寄來的干馕。若哪天早晨她沒喝奶茶沒啃干馕,那便意味著那一天她的創作根本無法達到高潮——這就是認同的奧秘——記憶的替身被埋藏在舌尖上。由此,她深深地懂得,交通工具的便利能加快人們的移動速度,然而,若讓一個人從古老的A變成嶄新的B,并不像換電視頻道那般輕松,要經過血與火的歷練。

              她來領的這個獎被譽為“十大勞動者文學好書”,那么,誰是“勞動者”?似乎,為社會進行艱苦工作的人——包括體力勞動者和智力勞動者——都可叫“勞動者”。她甚至欣欣然補充,自然也包括辛苦敲打鍵盤的作家。然而她知道——她清楚地知道——在整個珠江三角洲,有一群特殊的勞動者,人數眾多,生存艱難,他們的流浪命運更值得關注。他們曾被譽為“農民工”,后來被叫成“產業工人”,還被稱為“打工者”。有一種文學曾被叫作“打工文學”,在她2010年到達廣東前已紅紅火火響遍全中國。她后來重點描述的,正是這些打工者的生存狀態。然而,她卻被別人質疑著——因為她并不是以“打工者”的身份進入到這個寫作場域的,所以,哪怕她寫了打工題材,也不能被歸類進打工文學!

              她想起2011年自己提著被褥,走進樟木頭鎮樟洋社區電子廠的那一天,她是亢奮的。從西北來到嶺南,她雖生活困頓,但卻滋生出一種強烈的介入現實生活的愿望。這里是陌生之地,但又不是簡單的陌生之地——她在這里看到了故鄉的影子。于是,她帶著這種“雙重眼神”來到了車間,并在那個地方看到了詩意——那獨屬于她的詩意。那種詩意不是拔高的結果,而是被壓縮到最低端后的濃縮,是一個赤裸裸的、貌似枯干的東西——是壓縮餅干,是方便面,也是胡楊樹干。她覺得自己的眼神就是溪水,澆灌到哪里,哪里就豐腴柔軟。她是后來才慢慢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能真的提著被褥到達現場——因為那些質疑聲傳來后,令讓她異常吃驚。一位研究打工文學的評論家反復強調她的學歷和工作經歷時,其實,并不是對她本人或她的作品感興趣,而是想側面功擊她,她的作品不能歸進“打工文學”的理由是她不是一個“真的”打工者。

              是的,她承認自己不是一個真的打工者;但同時,她又是一個確實創作了打工題材的作家——她的作品和她的身份構成了某種合成的困惑。她一直想在寫作上有所突圍,但卻不知從何下手。2010年8月,當她步入深圳書城時,整個人如泥塑般呆掉。一位新疆女孩的書碼成垛擺在那里,高大、愜意、優雅,而對方比她年齡小。她們曾有過短暫的交往——那女孩在她家的灶上做過肉餡餅。一種火辣辣的疼痛從心底浮起。她已臨近不惑,可依舊寂寂無聞,不知自己應在哪個題材哪個方向上努力。現在她醍醐灌頂——她雖不知自己該往哪里走,但卻已知不該往哪里走——這女孩已寫過的素材,使用過的腔調,全都是她應該禁用的。

              她無法寫官場,她甚至也寫不了白領;她已遠離校園多時,甚至她連駕馭言情的能力都喪失掉了……所以,留給她的選項實在少之又少。她這樣一個人,到底應該寫什么?她是在被街景逼得睜不開眼時,才陡然發現了另一條路。時光迢迢,千里萬里。作為一個從新疆——開發程度較低的地區——來的人,她在廣東的“天堂”看到了什么?她看到樟木頭鎮的街道上急匆匆走過的行人,手里端著白色塑料飯盒,一邊走一邊吃;她去超市,發現周邊全是穿著工裝的男女,廠牌就吊掛在胸前一搖一晃;她發現原本沉寂的大街,在夜里九點半后陡然喧鬧,一群群黑發人如潮水般擁擠,簡直浩浩蕩蕩。她被裹挾著向前時,腦海里燃燈般亮起那句話——“也許你可以寫寫他們。”她迷迷糊糊感覺到自己能理解他們,因為他們背后的鄉村,是她多么熟悉的環境;她和他們有著相同的來路,被同一種貧窮所折磨,遭遇到的是同一種不公。她知道他們在那一瞬間為何會顯得慌張、敏感和憋屈,她相信自己能解開他們的心魔。

              雖然她已置身于珠江三角洲,雖然她知道這里是中國經濟生活最熾烈的地方,然而,她總能感覺到一種隔膜——她驚詫于工廠生活和整個當代中國生活的脫節!工廠被圍墻圈了起來——那圍墻像犀牛身上的厚皮——人們對里面的一切都不得而知。然而,在工廠圍墻之外的,是一個有便利店、小賓館、大排檔的世界。這兩個世界涇渭分明。然而,那些離家遠行的打工者,數量如此之巨大,已是現實生活無法忽視的存在,但在各種文件和文學的描述中,他們的形象含混而曖昧,不為人所知。打工者自身那熱騰騰的肉身,和車間里機器的冰涼,構成了一種強烈的張力。正是這種張力,在暗中吸引著她去靠近。

              在她的作品中,她特別強調“我”的介入。如果此前的紀實作品強調的是客觀與真實,強調全知視角,強調價值評判者的權威,那么她恰恰相反——她強調自己的局限性,強調限制性的視角,強調破碎、不連貫和混雜。她知道,在她的語言易容術中,她更看重個人,看重內心,看重私人化的表達,而不是依附于一個主流話語的宏觀講述。在她的筆下,“我”不僅僅是個被描述的人物,更是個具有“引導者”身份的人物——她試圖讓紀實文學從傳統的“我替你看”到“我帶你看”。在她看來,身為作家,要么是一個外在的作家,如托爾斯泰和狄更斯;要么是一個內在的作家,如卡夫卡和博爾赫斯。而現在,她更青睞于托爾斯泰和狄更斯。

              后來,很多人都吃驚于她當時的怪念頭——拿著身份證,騎著電動自行車去找工作。她是真的去了——要不,她寫不出那樣的文字。所以事實上,她已跨越了那條看不見的界線,她讓界線兩旁的人——打工者和知識分子——都感到不爽。她如鉆孔機般,試圖鑿開另一個人群的生活現狀的努力,打擾了固有地看問題的統一步調,于是,人們低聲細語,說她是一個虛假的打工者,一個討厭的知識分子,總之,是一個“偽君子”。

              采擷到素材后,在樟木頭寶山上的那間小屋,她進入寫作。寫到瘋狂時,她感覺大腦像高速運轉的發動機,令頭頂冒出白煙,渾身發熱乃至發燙。可惜,這樣的高潮時刻可遇不可求。她在寫作中找到了自己文學上的“新地理”,找到了渴盼已久的腔調,找到了讓自己倍感舒適的詞語組合方式。為什么不惜一切代價,從五千公里之外的綠洲“盲流”到這“瘴癘之鄉”的嶺南,她終于在寫作中獲得了答案。

              當她去打工的舉動被媒體總結為“臥底”時,內心充滿了羞恥感——好像心中有一處正在化膿的傷口。“我又不是特務,犯得著去臥底?”她在那一刻的心境,根本不像“臥底”所指涉的那么復雜,那么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當時的她,并不是想要去感染什么、煽情什么,只是覺得應該去補課——她知道那種感覺沉甸甸地存在著,但只靠別人講述無法深切體會。其實,她的動機簡單至極。然而,她知道抗議也沒用,因為報紙已白紙黑字地印刷了出去。后來,有個媒體要做視頻,也用了“臥底”這個詞。她看到后提出抗議,讓編輯修改過來,但主編又打來電話,說題目太平淡會影響點擊率。她想了想,實在抹不開面子,遂答應恢復原來的標題。但“臥底”卻是根魚刺,一直卡在她的喉嚨里。

              幾個月前的某次座談會,一位評論家說到她的“臥底行為”時,她感覺渾身燥熱,像香檳酒被揭開木塞,突然就炸裂開。拜托,媒體和大眾的趣味怎么能是評論家的?原本這個詞就是強加給她的“紅字”,怎么連評論家也跟著起哄?當她感慨對方并未深讀她的作品時,又馬上陷入自責。現如今,環繞在人們周圍的是電視、電腦和手機,拿起一本書一字一句讀下去的人簡直就是恐龍。她自己是恐龍倒也罷了,怎么能要求別人?

              “臥底”是對她的身份進行質疑的一種方式。然而,為什么要強調身份?也許在很多人看來,身份同時就是一種視角,就是你看到了那些現象后,會怎么理解。他們提出這樣的質疑——在一個進工廠為了掙錢而埋頭苦干的人那里,工作就是飯錢;而在一個進工廠是為了攝取素材的人那里,工作只是一種途徑。

              她點頭承認——沒錯。

              然而,她并不否認前者中的佼佼者所創作出的文字,與血肉相連,更具直接性、現場性和及物性,但同時,她也不承認后者的行為全然屬于偽善與矯飾——一位真正的作家,即使本身不是打工者的身份,仍然會關注打工者的命運;而一位流水線工人所體會到的疼痛,和安娜·卡列尼娜所體會的疼痛,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因為,文學是靠“文學正義”而非“單向度的社會正義”來證明自己的意義的。她認為,在這兩個群體中都會有人寫出優秀的文本。可以有“打工文學”一說,但卻沒有所謂的“打工作家”,因為對作家來說,只有“好”和“不好”兩個標準。只有最具原創精神、表達最杰出的作品會被留下,而這和該作者是否是“打工者”身份關系不大。

              后來,她的作品不斷獲獎,令她有不少站在舞臺上的機會,然而,這一連鎖反應的最初,還是要追溯到她拿著身份證,騎著電動自行車出門的那一天。上帝作證——她根本不是為了當“臥底”,而只是覺得“與其聽別人講,不如自己去干一干”。她實在是一個頭腦甚為簡單的人。那一天,她在家里撿了件樣式陳舊的夾克衫,配了條牛仔褲,就那樣素顏出了門。在她看來,進入工廠的難度系數,比進入哈薩克人家的氈房,進入維吾爾族人家的院落更為輕松——至少對方說的都是漢語。在她看來,一位作家如果只描述自己熟悉的生活,那便無力表現現實生活的復雜和多樣性。以往因交通不便,戶籍制度的捆束,人們總生活在固定區域,單一而封閉,互不關聯,而現在,大量的人口游走在不同的地域空間,互聯網和衛星電視又讓人們的交流更為緊密,所以,進入多個不同的場域去觀察,將各種人物組合起來彼此參照,才能構筑起一種相對完整的當下生活。因為,沒有一座單獨存在的島嶼。

              在考入大學之前,她是個擁有農村戶口的鄉下女孩。她的養父母是城郊鄉種菜的農民,一畝五分地就在哈密市的周邊。她一直生活在城鄉接合部的夾縫中。她的童年記憶里充滿了饑餓——難得吃到白面,總是以苞谷面和土豆充饑。那個時候,物質異常匱乏,而那種極端狀態是今天的“80后”“90后”無法體驗的。她最初上的是哈密市城郊鄉小學。她記得那時的學生要輪流給學校生爐子。凌晨時分,她提著裝好木柴的竹筐來到學校,用報紙引火后,再將煤塊壓在木炭上。等黑煙冒完后,同學們就陸續進了教室。她喜歡學校,喜歡漢字,喜歡每一天都蒞臨的新知識。從那時起,她就能享受到獲得知識后的狂喜——那種狂喜發自肺腑,無以表達。十歲時,寫作迷住了她,她在葡萄架下立志要當作家。從十五歲創作出第一部中篇小說起,她一直筆耕不輟。

              1990年通過高考,她轉為城市戶口時,根本無法預知,廣東的農村戶口意味著能分紅。1993年大學畢業后的擇業,讓她再一次認清了命運的強悍。那時,到處都流傳著遲志強的《鐵窗淚》,而那首歌的氛圍也好似她困獸般的心境。她的養父母是目不識丁的菜農,她想要找到一條出路,只能靠自己去拼——于是,她只身來到烏魯木齊,進入一家媒體當記者,以聘用人員的身份。關于農民工內心深處對土地的依戀,總被排斥在社會邊緣,總被各種總結和新聞所忽略的狀態,她再熟悉不過。事實上,她從新疆南遷到廣東的行為,也屬于“盲流”——因為在新疆她不過是個自由撰稿人,并沒什么單位需要撕心裂肺地拋棄,所以,她抬腳便走開。后來,她發現自己的這種邊緣的、外圍的、受排擠的狀態實在是奇怪——簡直和薩義德“知識分子論”中的“格格不入”有異曲同工之妙。

              2010年她已臨近不惑,但寫作依舊無任何突破——失敗,失敗,失敗。她陷入絕望——那么,就按照自己的愿望隨便寫吧;那么,寫到哪里算哪里吧。關于寫作的秘密,她是2011年在樟木頭寶山的小屋里獲悉的——原來文字不僅需要凝練,需要有表現力,還需要敏捷的速度。速度感非常重要——速度就是節奏,就是風格,就是一切。對普通人來說,生活完全是以自我為中心,不必考慮保持前后一致;而對于作家,不僅要讓散亂的生活碎片保持前后一致,還要努力維持一種內在的速度。

              也許后來的讀者會覺得非常驚詫——難道一位作家進入某個領域的創作,還需要一種身份特權嗎?然而此時此刻,因“身份”而引發的“臥底”問題,似乎已構成了一個話題。正當大家在爭論她的作品是否屬于“打工文學”時,另一個詞語出現了——“勞動者文學”。顯然,“勞動者文學”不僅包括勞動者所寫的文學,也包括描述勞動者生活的文學。當《工廠男孩》被納入“2018十大勞動者文學好書”之列時,顯現出坐標系的更加寬泛性。

              從星鉑賓館走出去時,已過了夜里九點。迎面吹來一陣風,讓她的腳步變得怔忡猶疑——她體會到的是涼,而不是冷,更不是凍。已經十二月了,她的腿上只套了兩層絲襪。她這樣在新疆長大的人,抗寒能力非常強。酒店側旁的路口處,擠著四五輛摩托車,站著幾個黑乎乎的人影,看不清衣著和面部。她壯著膽,走向離自己最近的那位,輕聲詢問——

              “我要到對面那棟樓去,怎么走更方便?”

              她等待對方冷言冷語,或干脆沉默,因為她并不是對方所期待的乘客。那個男中音在暗中傳來,聲調里的熟稔好像他是村里的鄰居——

              “你要往前走,不要往后走,前面就是天橋,過了天橋就到了。”

              而此前,她根本不知有天橋,所以走了相反的方向。她一迭聲地說謝謝謝謝。她是真心地感謝這個黑乎乎的男人,因為她非但沒有給人家帶來任何利益,還打擾了別人。“利益”是個多么隱晦而曖昧的詞。如果沒有利益,很多人的很多行為便無法解釋。似乎亮出利益之劍,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所以,她真心地感謝這個男人的熱心。

              她一步步走上天橋時,迎面的風也一點點強勁起來。她并不想思念什么,可這時,那風里少見的爽脆讓她不由得想到了“哈密”。一想到“哈密”,她就要想到少女時代的星塵往事,想到她的養父母。兩位老人的逝去,讓她沉痛地感到自己已是真正的孤兒。葬禮改變了她的淚腺,讓她的眼眶從此不再輕易濕潤——哪怕遇到誹謗和詆毀,穢語和污言。有什么可以和死亡比拼的?有什么可以和文章比拼的?她的堅強是咒語和打擊淬煉而成的。她坐在書桌前像坐在山端,往下一看,除了潔白的巨型云塊,什么都看不見,什么都聽不見。她只一心一意地在她的王國,敲打她的鍵盤。一心一意。

              現在,她在風中裏緊厚厚的大紅圍巾,繼續向前。她不知書城的工作人員是否已下班,也不知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車。她看到那個年輕的保安——面孔光潔,眼神干凈。她朝他走了過去,申訴了自己的困難,而對方指了指四方形黑洞:“你從這里走進去吧。”于是,她一步步走進那張“大嘴”的深處。拐彎后再拐彎,她來到了負二層。看到自己的車時,一陣欣喜涌起。拎起裝洗漱用品的袋子時,她真的生出一陣沖動,想一腳油門開回家。然而,她又搖搖頭。關緊車門后,順著通道又走了出來,她向保安揮手致意。他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年輕的年輕人,也就二十歲出頭吧。他的眼睛暴露了他本真的內心。他顯得好純潔。

              她又一次站在了天橋的正中心。一個秘密的、充滿啟示的時刻。獨自一人!獨自一人!獨自一人!她從沒像現在這樣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獨自一人!在家里有丈夫和兒子,在單位有同事,到咖啡館寫作有服務員……在她的生活中,難得會出現這樣的空當兒。獨自一人的她,注目著書城樓頂上璀璨的燈光,注目著路燈上掛著的紅色中國結,注目著榕樹下稀疏的車流……她痛心地發現深圳如此之美。深圳太美了,美得極不真實。深圳的美不僅包括它的建筑和人群,更包括它特殊的影響力。

              和那些從未在此地居住的人不同——畢竟,她和這座城“同居”了一年。聽到那些地名時她會為之一振,那些白石洲、下梅林、華僑城、香蜜湖啊,像是她梳妝臺里的珠寶。她在舌尖上反復揣摩著這些地名,像在品味巧克力。然而,她卻是深圳的手下敗將。她在南山區桃源村只暫住了一年便落荒而逃。那個時候的她,沒有勇氣接受這塊璀璨的蛋糕。這座過渡之城的壯麗和稠密讓她眩暈,讓她心生膽怯。她是在那種明澈、激情甚至亢奮的調子里,變得越來越低的,最后,簡直要低得快要匍匐了下來。

              她再也回不到2010年8月20日——那個瞪大眼神凝視這座城的時刻了。她原本性格剛烈,但卻被無奈裹挾,一跺腳一轉身,于2011年離開了這個特大城市。作為一個次要的人,她退居到了一個次要的地方。一陣更為強勁的風吹來,令她渾身打了個寒戰。她意識到自己的軟弱和游移,也意識到自己的天真。她的“深圳童話”早該清醒了。在東莞,她的生活回歸到城鄉接合部的調子——她熟悉的調子。她那顆鄉村少女的心就在這種調子里安穩了下來。她在東莞感受到的,雖然也是陌生,但又是一種熟悉的陌生,是一種更復雜、曖昧和多義的感受。

              一個人在賓館睡覺是什么感覺?在家里時,總是手不停嘴也不停;在這里,手不停,但嘴卻完全關閉。雖然和家只隔了幾十公里,但她還是懷著天涯孤旅的悲涼朝窗外看了一眼,再鉆進蓮蓬頭,讓熱騰騰的水滴沖刷身體。留下衛生間的一盞小燈后,她鉆入雪白的被窩,闔上眼皮。睡覺,睡覺,睡覺。心里默念三聲后,時間被分割成一秒一秒,之后,腦袋里便塞滿了棉花。

              天明時分,她從睡眠的泥漿里掙扎著出來,去三樓吃早餐。迎面碰到個陌生的女人,熱情地打著招呼:早上好。她一時反應不過來,面部的表情沒能調整成燦爛狀,只唯唯諾諾地點點頭。面對兩個裝滿食物的白瓷盤,她愣怔住。2018年12月9日,在深圳寶安區星鉑賓館1601房一個人過夜后,她又要開始吃一個人的早餐。此刻是清晨八點。這樣不確定的瞬間,難道不應該被記錄下來?難道就沒有意義?她知道,她喜歡這種復雜性,她在意這種復雜性,她正享受著一種無所事事帶來的閑散,而她為能擁有這樣在別人看來沒有意義的時間而感動。

              走出酒店大門時,門口依舊擠著四五輛摩托車,以及一堆黑乎乎的人。其中有一個直愣愣地望著她,好像他認識她。借著早晨的曦光,她看清這人穿的是黃羽絨服、藍褲子和黑鞋,手里捏著個保溫杯。他正拿著杯蓋喝水。一切都沒有問題,但一切,又都有問題。首先,是他的眼神。那不是徹底陌生的眼神——多年來,她對人們投遞來的眼神多么敏感:喜歡她的,討厭她的,仇恨她的,嫉妒她的,埋怨她的……她早已千錘百煉過。而現在,她陡然想起,在昨天的暗黑中,她曾向一個人咨詢過。

              ——難道是他?

              于是,她舉起右手,向那個端著杯蓋、秘默如泥俑的男子搖了搖。對方似乎一直僵硬地站立著,但似乎,下巴卻微微地動了動。之后,他們便擦肩而過。那個男子的身材倒算魁梧,五官也還周正,可是,他的衣服、褲子和鞋子,都黯淡灰舊;他那頭蓬亂的黑發,粘成一縷一縷。這就是差別——這就是蓋茨比與美國主流社會的差別——這種差別顯而易見。她想起那句話——勞心者制人,勞力者治于人。同樣是“勞”,然而,此“勞”非彼“勞”也。再見,勞動者。她走過了這位男子,繼續向前。

              天橋旁的商場正在裝修,露天工地上堆著水泥和石板,頭戴黃色頭盔身穿著黃色馬甲的工人們正在勞作。再見,勞動者。她在走過人行天橋的中央時停下腳步。燈光喪失了霓虹后變得黯然無神,整個書城亦褪去夢幻色彩,顯現出它不過是棟普通建筑物的本質。走下天橋,她再次看到年輕的保安。這一次,她依然申訴了自己的難題,而對方讓她走到書城側面的電梯,說那里可直接下到負二層。道過謝后,她心里一直犯著嘀咕——其實,她很想咨詢一個問題,“你們這兒停車一小時多少錢”,然而,她還是把那個問題咽回了肚中。她已經拿到了獎金,應該給深圳貢獻一點吧——她對深圳總是處于愛恨交織的感情中。

              和她一起坐電梯的是個小男孩,背著雙肩包,穿寶藍色羽絨服、寶藍色絨線褲、黑色小皮鞋。那孩子理著小平頭,鼻梁挺拔精致,嘴唇紅潤,眼神滑溜溜的。她忍不住問他幾歲。聽說已八歲,她忍不住嘆息:“你要快點長高哦。”她想起自己兒子的那兩條大長腿。她突然感覺有些對不起兒子——為了這個獎,她浪費了和他共處的時間。打開車門時,她的動作有些急。一腳油門踩下去,她想即刻回到自家樓下。拐彎上行時,她不斷地點著剎車。事實上,她的身體還處于僵硬狀態。終于到了負一層。看到明亮的四方洞口時,她做好交一百或兩百、甚至三百的準備。然而,橫桿向上一抬,電子顯示屏上并沒有出現價格。她揮手向保安告別,心里默念著:再見,勞動者。

              她很快駛到了高速路口。進入閘道時,一個身穿草綠色大衣、戴黑邊框眼鏡的年輕男子站在路肩上。他費力地從頂部取下一張卡后,再遞給了她。那蒼白的嘴唇解釋說底部的取卡系統壞了。她心里一陣嘆息——所以,他就一直一直地站在冷風中,一直一直地按著按鈕,把一張又一張卡遞給一輛又一輛車主人。這個凌晨,嶺南的溫度驟降,最多也就十度吧。她不知這眼鏡男孩站了多久,只感覺他比兒子大不了幾歲。離開時,她又在心里默念:再見,勞動者。

              又一起車禍發生了。看著交警正在忙碌時,她再次下意識地默念:再見,勞動者。她一路都在飛奔,感覺身體和方向盤又融為了一體。看到“東莞歡迎你”時,她將右手豎成V,嘴里呼喊著“耶”。她的小逃離就這樣宣告結束。她試圖進行的叛逆和違規,就這樣宣告結束。現在,她又重新返回到日常生活。關于昨夜,好像是一場夢。

              她停好車。進入小區后,她的腳步變得緩慢起來,她聞到了荒寂郊區的泥土味。那是東莞的味道。她那像開水鍋般沸騰的身體,在逐漸降溫。那些滾燙和轟鳴,顏色和喧囂,慢慢地變成了霧,變成了風。啊,童話深圳,再見了。她驚詫地發現,當她從天堂被貶謫到人間時,她那離開已久的靈魂亦歸了位,讓肉身不再輕飄;甚至,她還聽到了自己的心跳。她輕聲說:翻篇了。關于這個獎,關于深圳,關于她那些有用或沒用的情緒,統統地翻篇了。

              終于推門走進了家——走進了蝸牛殼——兩個男人穿著她離開時一模一樣的睡衣。他們并沒有因她的到來而大驚小怪,好像她根本不曾離開。她將厚圍巾掛起來,又將獎杯和證書放進書架后,即刻打開電腦。“開始干活兒吧,勞動者。”她催促著自己。她這樣一個出生于菜農家庭的女孩,長時間擱淺于邊地,有多少機會要淪落成廣場舞大媽,破罐子破摔。她知道呼喊“誰來救我”是可笑的。永遠都沒有人會來救你——每個人都只能自己救自己。她必須改變她的生活,才能過上她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像困獸般等待她想要的生活自動來臨。

              現在,她敲打下的每一個字,都通過她的手指連接著她的心臟、她的大腦。她是一個生活在文字中的女人。她在寫作中找到了合法性、公民身份和歸屬感。那個敲打鍵盤的女人,是她一生致力于塑造的形象。手指就那樣按了下去,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她腦袋里那些灰暗的畫面,隨著噼啪聲的響起,居然變得熠熠生輝起來!她感嘆著,兀自幸福著,像坐在被巨型云塊環繞著的山端。

              一心一意;一心一意。

              作者簡介

              丁燕,女,詩人、作家。20世紀70年代出生于新疆哈密,現居東莞。主要作品有《工廠女孩》《工廠男孩》《沙孜湖》《低天空:珠江三角洲女工的痛與愛》《午夜葡萄園》《母親書》《我的自由寫作》等,作品曾獲第六屆、第七屆全國魯迅文學獎提名獎、《亞洲周刊》2016年年度十大華文非虛構獎、2018年勞動者文學十大好書獎、文津圖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百花文學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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