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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2020年第1期|裘山山:對楊絳先生的猜想

              來源:《太湖》2020年第1期 | 裘山山  2020年03月13日13:34

              初夏的一天,午飯后我習慣地打開微信,突然就看到了楊絳先生去世的消息。消息說,楊絳先生于今天(2016年5月25日)凌晨去世,享年105歲。

              我很少在朋友圈兒轉發這樣的消息,但那天我馬上就轉發了。我沒有像其他朋友那樣,發一個雙手合十的符號,而是獻了一支紅玫瑰。因為我想,假若我去參加她老人家追悼會的話,一定會獻上一支鮮花的。不,也許應該是三支,另兩支,托她帶給夫君錢鐘書先生和女兒錢媛女士,衷心祝福他們一家三口重新團聚在一起了。

              有位朋友見到了,好奇的問我,你和楊絳先生有過交往?

              我回復,從未交往過。

              回復之后感覺不妥,心里隱隱不安,就好像曾經得到過諸多好處,如今卻否認了似的,于是又補了一句,我讀過她的書。

              如果讀書是一種交往,應該說我和楊絳先生的交往很深。

              我起身,從書架上找到了我曾多次閱讀過的楊絳先生的書,兩本薄薄的小冊子,全部購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干校六記》和《將飲茶》。那個時候楊絳先生的書還沒有被炒成暢銷書,很普通,甚至很不起眼兒。

              其中最薄的《干校六記》,僅三萬六千字,定價2元。但就是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點兒不夸張)。我至今清楚的記得我當初讀它時的那種震驚,震撼,久久無法釋懷。這些年,也常在網上看到人們轉發楊絳先生的種種語錄,關于讀書,關于人生,雖然句句精彩,但對我的震動,已無法和早年讀那三本書時相比了。

              因為那個時候,九十年代初,正是我開始創作,開始人生道路的時候,我很慶幸在那個時候讀到了她的書。可以這樣說,我是在對的時候遇到了對的書。由此,楊絳先生的文風影響了我的寫作,楊絳先生的生活態度,更是影響了我的一生。

              《干校六記》,寫的是楊絳先生和丈夫錢鐘書去“五七干校”的日子。他們兩位自1969年到1972年,先后從北京中國社科院,下放到河南羅山“五七”干校。當時兩人都年近六旬,卻不得不卷著鋪蓋卷兒,來到偏遠的農村“改造思想”。但那么不幸的遭遇,那樣噤若寒蟬的三年,她只寫了三萬六千字,且這三萬六千字字字淡定,句句平和,可以說是娓娓道來,還帶了幾分詼諧和調侃。

              我讀的時候,往往笑一下,就哽咽了。

              細想,他們下放的年齡,差不多就是我現在的年齡。換做我,能做到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比如一開始她寫丈夫接到通知,作為先遣隊要走了,“只有一個星期準備行裝,可是默存(即錢鐘書)要到末了兩天才得放假,我倒得以賴了兩天學,在家收拾東西。”她為錢先生準備衣物時,特意補了條結實的褲子:“坐處象個布滿經線緯線的地球儀,而且厚如龜殼。默存倒很欣賞,說好極了,穿上好比隨身帶個座兒,隨處可以坐下”。在那樣的時候,兩人竟還能說出那樣的話,那種幽默,是刺骨的。

              錢先生1969年11月下放,半年后,即1970年7月,楊絳自己也接到了下放的通知,而就在一個月前,他們的女婿自殺了,女婿剛直不阿,因為不肯出賣他人選擇了自盡。于是送楊絳離開北京的,就只有孤單悲傷的女兒阿圓了。

              整本書里,唯一流露出悲痛情感的,就是此處了:

              “阿圓送我上了火車,我也促她先歸,別等車開。她不是一個脆弱的女孩子,我該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著她踽踽獨歸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閉上眼睛;閉上了眼睛,越發能看到她在我們那破殘凌亂的家里,獨自收拾整理,忙又睜開眼。車窗外已不見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讓眼淚流進鼻子,流入肚里。”

              寥寥數語,不能不讓人和她一起潸然淚下。

              但接下來的敘述,依然很平靜。她在干校見到錢鐘書,瘦的脫了形,“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簡直換了個樣兒,奇怪的是我還一眼就認識。”但去看病時,醫生認不出了:“我們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黃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簽名簿上寫上錢鐘書的名字,怒道:‘胡說!你什么錢鐘書!鐘書我認識!’默存一口咬定自已是錢鐘書。黃大夫說:‘我認識錢鐘書的愛人。’默存經得起考驗,報出了他愛人的名字。”

              這樣的平和中還帶了幾分調侃的文字,比悲悲切切的文字更讓人心酸,我讀的時候,每每想笑,就眼圈兒發紅。她寫她被分到了菜園班,他們是怎么開園的,怎么把“比腦袋還大,比骨頭還硬”的土坷垃弄碎的,怎么挖一口井來灌園的,怎么為了積肥建廁所的。他們“還用麻繩細細致致的編織成一個很漂亮的門簾”,不料第二天門簾就被偷走了,“從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門簾”。

              錢鐘書分配在磚窯看管工具,和她的菜園班隔著一條小溪,有十多分鐘的路,錢鐘書就借每天去郵電所拿信件的機會,到菜地與她見個面,說幾句話。“這樣,我們老夫婦就經常可在菜園相會,遠勝于舊小說、戲劇里后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了。”

              竟然在那樣的不幸中心平氣和,在那樣的苦難中不卑不亢,并且回顧時依然從容淡定,帶著幾分冷幽默。

              回想起來,九十年代讀這兩本書時,我還算年輕,所以我完全不能想象楊絳先生是怎么做到的,驚訝到無法釋懷。眼下的我已不再年輕了,卻依然無法釋懷,她是怎么做到?怎么做到的?

              我之所以說在對的時間遇到了對的書,就在于此。在之后我的人生經歷中,每每遇到挫折情緒低落時,我都會想,我這算什么呀。淡定些,看看人家楊絳。

              她的文風也深深影響了我。我從她的文字里,學習到她平和樸實而又大氣豁達的精神。一方面,是她的博學和成就,使她用不著再在行文中炫技了,她總是用最簡潔明了的文字,表達最樸實平和的情感。另一方面,則是她的人生態度,已然通透。

              除了《干校六記》,楊絳先生的另一本書《將飲茶》,也讓我刻骨銘心。我至今記得其中兩個細節,一個是文革剛開始,造反派就批斗她,鞭打她,給她剃陰陽頭。別看她那么平和,卻也倔強,其他人求造反派不要剃,她堅決不求。剃了之后,她用女兒剪下的頭發做了個假發,“我自恃有了假發,“陰陽頭”也無妨。可是一戴上假發,方知天生毛發之妙,原來一根恨都是通風的。一頂假發卻像皮帽子一樣,大暑天蓋在頭上悶熱不堪,簡直難以忍耐。”“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發就伸手來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當街出彩。我托人買了一只藍布帽子,可是戴上還是形跡可疑,出門不免提心吊膽,望見小孩子就忙從街這邊躲到街那邊,跑得一溜煙,活是一只過街的老鼠。”

              如此這般,在我看來是地獄般的生活,楊先生卻一個臟字也沒有,一句歇斯底里的叫喊也沒有。她在心平氣和的講述中讓讀者落淚。

              不僅如此,她依然在那樣的環境里讀書,做學問。

              造反派讓她去打掃廁所:“不出十天,我把兩個斑剝陸離的瓷坑、一個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廁所的門窗板壁都擦洗得煥然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制成,鏟刮掉多年積污,雖有破缺,仍然雪白锃亮。”然后,她就坐在打掃干凈的廁所里,讀書。她翻譯的大部頭世界名著《堂吉訶德》,很多部分就是在那個環境里進行的。

              這樣的定力,這樣的氣度,總讓我感覺有點兒非人類。我曾數次揣度,她的豁達心態,是得益于她的淵博學識,還是天性使然?

              我的童年經歷了“文革”,親眼目睹過種種癲狂和恐怖,生生把一個剛開始文明進程的社會,推回到野蠻粗暴之中。在那樣的運動中被折磨過的人,即使不尋死,也會發瘋。所以我對那些至今始終充滿怨恨無法釋懷的人,非常理解,同情。

              但我還是更欽佩(或曰敬佩)楊絳先生的平和。

              我不知道楊絳先生是怎么做到的?在經歷了種種苦難和欺辱后,不怨恨也不自憐,不哭訴也不聲嘶力竭。始終面帶微笑,我行我素,過日子,做學問,心平氣和的走過一生。

              我只能猜想,暗自猜想,也許她的靈魂會時常從軀殼中脫離出來,升騰到空中,俯瞰下面烏煙瘴氣的“運動”,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些小丑的末日,不屑與他們相爭;

              再也許,她的靈魂會時常飛躍到人類長河的盡頭,遙看人們正在經歷其中最糟糕的一段,她知道這一段終會過去,并被人類深刻的反省。

              更或者,因為長久翻譯《堂吉訶德》,她早已化身為勇敢的騎士,騎著無形的馬,拿著無形的矛和盾,與這個荒唐的世界對抗。

              她個子小小的,看上去很羸弱,骨骼卻那么強壯,心卻那么寬闊,靈魂卻那么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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